在上演好萊塢電影的大團圓結局。他們沒有選擇，只能過著這種間接的生活，因為他們生活在照片的影響力之下——伊文思的書里充滿了廣告的意象。他暗示，外表是人工造出來的，伊文思有計劃地用關于攝影工作室、理發店和更衣室的圖像來支持他的觀點。
就某些方面而言，這些攝影師的工作已被早期的攝影記者搶了先。其中有一位記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為柏林的一份雜志《體育圖片》(Sport imBild)拍照的英國人安德魯·皮特卡翁-諾利斯(Andrew Pitcairn-Knowles)。皮特卡翁-諾利斯曾在歐洲各地旅行并拍攝了各種題材的照片，如比利時的斗雞和科西嘉島的狩獵。雖然這些喜愛運動的歐洲人在被拍攝的時候已處于受到了足夠提示的狀態中，但他們還是保持著有個性的姿勢。相比之下，那些新的攝影記者們則準備著對一個運轉中的社會進行公正、及時的報道。沃爾夫岡·韋伯拍攝的巴伐利亞失業農民的照片——這是1931年9月的《柏林人畫報》中一篇文章的主題——對當局提出了勸戒。弗雷克斯·曼1930年在柏林電影學校為《慕尼黑圖片新聞》拍攝了尚處于受訓期的電影明星們，他們正饒有興趣地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埃里克·薩洛蒙的拍攝對象則是出入歐洲各國議會和會談的名流，這些被收錄在其《當代名人》(1931年)中的著名人士都在極力表現自己，并不時流露出一絲厭煩。新興的新聞攝影業是一門公正的藝術，它真實地反映了上流社會的晚宴和倫敦的窮苦人，這兩個題材被阿爾弗雷德·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于1932年盡數收入《慕尼黑圖片新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