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路

鮑昆

在湖南長沙市的中心地帶，有一條路貫穿城市東西方向的交通動脈叫人民路。這條路在長沙屬于較長的交通干道，大約有十多公里長。人民路在中間部分與另一條干道東二環交叉，交叉點有一座立交橋，叫楊家山立交橋，但人們并不這樣稱呼它，而是將其稱為人民路立交橋。有歷史記載，在1957年時，現在這條車水馬龍的繁榮大道還是一條無名的小路。直到1964年，這條路才獲得命名“識楊路”。這一名稱的出現，說明了長沙市的城市建設的歷史進程，道路在不斷地出現，城市的軀體在擴張。1971年，這條路被重新命名為“人民路”，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人民”在革命的狂潮中再次確認。人民路，成為長沙現代歷史的一個路標，也是現代中國意識形態史的印記。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是一個歷史的、政治的范疇。在國際上，很長時間指人民的主體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廣大勞動群眾。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賦予了人民的階級屬性，因為那些不直接從事物質資料生產卻又對生產有控制權的人，顯然不屬于人民的范疇。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尤其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以來，從事工業物質資料生產的勞動者往往是一無所有，所以也被稱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與占有他們勞動的資產階級，形成了一對貫穿了一個多世紀的世界主要歷史關系。從16世紀英國因羊毛貿易而出現的圈地運動開始，工業無產階級和資本家的對抗持續幾百年。這也是一個斗爭的歷史和革命的歷史，期間出現了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20世紀出現的兩場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起因中也有這一重大因素。

雖然人民一詞在中國古已有之，但大規模使用，并賦予強烈政治意義的還是中國現代史時期。1949年之后，通過各種形式的輿論導向和政治措施，人民的稱謂成為歷史正當性的代詞，因為中國現代史上的革命都是以人民的名義的。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此時，人民一詞雖然涵蓋民族資產階級，但主要還是指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基本力量——工農兵的代詞。同樣，“人民”與“無產階級”和“工農兵”在革命意識形態敘事中，隨著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政治需要，形成了一個長期的“通假”現象。這個“通假”不同于古漢語中的音同字互借，而是政治含義同而詞互借。在宣示彰揚民族國家與社會政治祥和之時，使用的是“人民”；在揭示社會內部政治矛盾時，則更多地使用“無產階級”和“工農兵”，以利于突出革命的力量。這是一套完整的話語系統。

1976年文革結束以后，人民的概念有了變化。為了適應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結束文革強烈劃分階級關系的社會意識形態，團結調動一切可以推動國家進步的力量，人民不再特指勞動階級和其他革命成分如軍人與革命干部，而是將其擴展到一切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這一審時度勢的觀點并非中國的發明，實際上在前蘇聯的赫魯曉夫時代，蘇共已經開始使用這一概念，但是其時的中共則對其斥之為取消階級差別的修正主義。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概念由以前以工農兵為主體的政治身份特征轉而變得模糊。原有的革命話語系統中的那些基本符碼，比如“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戰士”、“同志”等在經濟搞活和一切都要國際化與世界接軌的全球化話語中，漸漸退出中國的日常話語。宏觀上取而代之的是“公眾”、“大眾”、“群眾”、“社會各界”等；微觀上則是“團隊”、“高管”、“員工”、“農民工”等，也就是說，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的話語開始取代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斗爭話語。這是政治歷史演變的結果。但是這些詞匯的變異，是否就真的是改變了社會的基礎，變更了社會的基本關系了嗎？

事實是不可能的，眼花繚亂的新名詞并不能改變社會經濟制度的本質。在一切火熱喧囂的經濟改革、發展的聲浪中，資本與工人的矛盾關系還完全存在，階級的本質屬性也仍然存在。馬克思所分析的剩余價值理論仍然是揭開一切表象最有利的工具。富有人群和貧困人群之間財富占有的比例差距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階級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隨著新技術造成的新經濟高潮，其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現行制度的資本商業性質，還是要靠“資產階級的法權”來維護運行的秩序性，但就是這個“秩序”，保證了階級的差別，甚至進一步增大了差別。商業資本一直在努力打造一個“中產階級”的夢幻社會，蠱惑公眾為了“房子+汽車”的“中產階級”標準努力奮斗和拼搏，但是美麗的愿景之后是什么呢？對于資本來說，實現“中產階級化”的社會景觀更是一個偉大的工程學式的市場計劃，是他們又一個偉大階段的財富之路。這期間，普通民眾更準確的身份不是什么有產階級的概念，而是消費者，是資本生產和銷售的最終埋單人。他們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是資本滾動循環中最底層但卻是支撐的結構部分。企業家（資本家）是這個運動中最上層的階層，是物質社會最高端的權利者。沒有階級差別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永遠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一個在強調獨立國家時的一個受到上下文語境關系限定的詞匯。胡亂使用人民概念的只有居心叵測的政客，中外概莫能外。辨別人民的成分，注意階級的差別，才是追求社會公正的前提。在今天資本和權力猖獗的時代，注意人民的實質內容，尤其必要。

湖南長沙的攝影師歐陽星凱對這個現象進行了一年的觀察。他在長沙著名的人民路立交橋下記錄離開土地在長沙務工的農民工人。這些離開土地的農民，每天在立交橋下面等待用工的機構和包工頭，甚至直接的居民客戶。他們和以前單純地出賣勞動力不同，大都自己攜帶一些工具，如風鎬、鉆孔機、切割機等。顯然，現在的務工者已經不是以前簡單意義的體力勞動者，更不是馬克思原來定義的產業工人階級。他們是離散在大工業組織之外的“自由工人”，但他們靠出賣勞動獲取生存資料的性質并沒有改變。他們每天的出工價格都在250元~400元之間，根據勞動強度和使用工具的價值來定價。在沒有客戶的情況下，他們大都在那里打瞌睡、玩牌娛樂，或者聊天打磨時間。

在長時間的接觸和攝影過程中，歐陽星凱漸漸融入這些人的生活，開始近距離地觀察他們的日子。在與這些城市中的“寄居者”們的往來中，歐陽星凱發現他們許多人居住在附近一個獨立的四層建筑里面。好奇的他，在工人們的邀請之下去做客。當他走進這座建筑時，歐陽星凱震驚了。在這座原本是某單位辦公室的樓房內，居然除了一層被改造成商鋪外租之外，其它三層總共1650平方米的建筑面積被切割成平均4平方米的小房間180間。除去走道、公廁、樓梯等公共空間，可居住空間只有750平方米。大約有近400人居住在這750平方米的空間內，人均所占面積大約2平方米左右。樓層內的走道就是大家的公共廚房，擺滿了炊具。整個建筑沒有任何降溫的公共設備，居住的人們都是擠在自己的空間內，在長沙夏季近40度的高溫中靠一些小電風扇降溫。對于一些單身的居住者來說，這樣逼仄的空間尚可忍受，但是許多一家四口的家庭就顯得過于緊張了。

歐陽星凱意識到，他撞上了一個隱秘在光鮮城市表面之下底層人群生活的重要的社會學文本。他可以通過對這個現象的觀察和拍攝，來呈現一個生活金字塔底部的真實，并剖析這個社會構成的秘密。歐陽星凱同時還意識到，自己原來那種散漫的街拍式的攝影方式并不能真實嚴肅地進入這個個案，需要對自己的工作有一個嚴密的規則性的規劃。為了讓鏡頭前的人物和事實具有證據性，他設計了調查問卷和增加流動影像的視頻訪談。在他剛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他得知在這個逼仄的房子空間內蝸居的人們，已經得到通知，他們必須在近期搬出，房東已經將房子租給了另一個包租人。變更包租人的原因既有城管對如此惡劣甚至危險的居住狀態的整改要求，還有后續的包租人將會比前包租人出更高的租金。資本的力量可能是這個決定更為本質的原因。這一變局再次提醒歐陽星凱，他或許又碰到了一個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完整案例，當然也會是一個事關幾百個人的社會故事。

事實和他預料的一樣。在他開始工作不久，樓房內蝸居的居民就開始陸續地搬出了。在許多居民還沒有搬出的情況下，重新裝修的工人已經開始進場。資本此刻再次顯示了它的效率和力量。歐陽星凱的拍攝、調查，于是成了和資本效率賽跑的比賽，他必須在這種有瞬間感的過程中盡可能多的采集完整的數據，以使這個文本具有意義。在歐陽星凱還沒有徹底完成這個工作之時，人民路190號的這座不大的四層樓房，已經變成了一座光鮮亮麗的快捷酒店，并且迅速開張營業。一切都非常快，快得好像曾經在這座建筑里生活了好多年的幾百號人就不曾存在過一樣。

在不到一個月短暫的時間內，歐陽星凱采訪了在這里蝸居的人們，也通過一定的手段拿到了這座建筑兩次租賃的數據材料，比如第一次包租人的成本核算和第二次包租人的承租金額。他還在這些基本的數據上進行了粗略的分析，摸清了這座建筑與資本運行的規律關系。兩次承租的變更，很好地證明了資本的趨利性和冷血。

六十余歲的歐陽星凱和他同年齡的一代人一樣，都經歷過困苦的童年和青年。在那個物質匱乏和精神政治化的年代，他也做過拉板車的體力勞動者。如前所說，那也是一個“人民”（無產階級）的年代，除了一些少數的權貴之外，那時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處于經濟階級相對平等的生活狀態。改革開放后，歐陽星凱家族開始隨著改革進行經營，成功擺脫了貧困，并且成為先富起來的人。因此，歐陽星凱已久違了“階級”的概念。對人民路190號的攝影調查，讓他重新喚醒了階級意識，讓他看到在所謂的經濟繁榮之后的真正社會現實。歐陽星凱在調查中還發現，這些新型的勞動者們隨著社會勞動力資源的漸趨匱乏，其勞動價格也在一路攀升，但是即使是這樣，他們收入增長的幅度也仍然跟不上資本擁有人的利潤的增長幅度。貧富之間的差距還是在繼續拉大。

歐陽星凱的工作，在視覺記錄的基礎上融入了社會學調查方式，采用調查問卷的方式對每位進入鏡頭的對象進行詢問式的表格填寫，以求影像與身份經歷的對應。這樣的工作方式，區隔了一般攝影報道的簡單故事性，可以形成具有研究價值的文本資料。反過來，翔實的身份經歷資料，也讓對象的影像具有更為震撼的力量。但歐陽星凱的目的并非只是為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一份影像證據材料，他畢竟是一個攝影家，他需要將他所看到的和記錄的轉化成為一個能夠傳播開來，進而影響社會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尋找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的作品。為了形成影響，他在作品的展出方式中，利用視頻紀錄片和動漫藝術，以及現場裝置等綜合手段，來強調自己作品的意義。

顯然，他是一位積極尋找攝影意義的攝影家。他的工作，也為因當前攝影普及造成的攝影全民化之后的職業攝影家們拓展了思路，即努力將攝影這一現代性的表達媒介脫離開唯美藝術的窠臼，積極發揮其便捷、直接和實證性強的社會話語特點，來發表他對社會問題的看法。

在新技術造成的社會產業結構與制度重組的今天，資本主義獲得高度發展，同時也極大地增強了對社會運行的控制。馬克思原來所認為的社會公正的解決方案，即原來工人階級無產者自覺地對生存權利與平等權利的斗爭意識已經弱化。工人階級以及其他勞動群體在資本主義所營造的景觀社會中，隨著實際上的貨幣占有差距的拉大和資本對社會公權力的收買，越來越趨于弱勢。他們越來越分散，越來越被資本創造的物質景觀自我殖民。景觀在掩飾和遮蔽各種本質性的社會矛盾，其中最重要的矛盾就是階級的矛盾。揭露景觀的虛偽性和重申社會矛盾的本質性是一個長期的必要任務。但是，弱勢群體的自覺已經被景觀的擾亂降低到可有可無的境地。于是，對于社會公正的追求和社會各階層平等進步的推動工作，漸漸轉變為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任務。這是一個新的歷史轉變，也是一個新的社會歷史宿命。上世紀中期歐洲出現的“情境主義”運動的知識分子的實踐，就是希望利用藝術的方式來對抗抵制景觀對主體意識的戕害，重新讓紊亂的表象回歸對真實的確認。從這個角度看，歐陽星凱的作品《人民路》就有了在中國現實情境中的重要意義。

201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