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童

江蘇南京人（1998年生），攝影師、導演、影視攝影與制作方向教師。畢業于西安美術學院，個人創作主要涉及影像、裝置與文本等媒介，關注空間氣質與城市化相關議題。作品曾獲2024年徠卡-奧斯卡·巴納克攝影獎主競賽決賽入圍獎，法國Blurring the lines攝影大獎等。曾在德國徠卡攝影博物館、成都美術館、天府影像藝術中心等機構舉辦展覽，作品曾發表于《中國攝影》《大眾攝影》”LFI”等國內外雜志期刊，并接受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江蘇衛視、一席、一條等多家媒體專訪。

訪談文章

牛童：快遞之外

問 / 鄭新皓    答 / 牛童

等待母親下班時看到的夜景

Q：在這組作品當中，我發現一大部分的拍攝場景是在晚上。你拍攝的過程中，是刻意選擇夜晚還是無意之舉？你在接近這個群體的時候，夜晚時間相對充分，還是說你想通過視覺氛圍引導觀眾和這個群體的之間產生情感關聯。

我覺得你說的因素都有，拍夜景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因為我本科學的是影視專業。跟劇組的工作模式讓我或多或少對光線有一些敏感。我沒有做復雜的光線處理，大多只是對夜景進行捕捉，也沒有合成，我想盡可能在一張45底片上獲得我想要的畫面氛圍，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必要的學習過程。

二，我曾想以冷靜的觀看方式看待快遞行業。但在我與快遞人員相處的過程中，想置入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經驗，跟情感有關。而且大畫幅能夠帶來不同的體驗，在等待的過程中，你可以注意到被攝人物的細節，甚至呼吸的節奏。其中，也能看見城市的韻律，并帶著我回到成長的過程中。

初高中時候，我時常一個人在家。放學時有幾位朋友會陪我走一段路，跟我聊聊天然后再分別。我留戀這種有人陪伴的感受，一些細微的感受就是在那些黑夜里，在路燈下，在潮濕水汽的江邊。曾經有一段路是一片棚戶區，兩三層的自建房，水泥灰與白漆是這里的主色調。道路的另一邊是一座巨大的工廠，每天飄下來很多灰塵。后來這些區域規劃為新城，拆遷改造，我也上高中上大學了。街邊都鋪滿了大大的“拆”字，這里的人越來越少，僅剩的幾戶人家難得出門圍坐一起聊天。夜景能夠讓我獲得一些私密性的體驗，我希望你能從我的照片中看到一些情感。生活已經讓我感受到了許多苦楚，我想真切地分享一些溫存給別人。

而這一段體驗其實并不特殊。當我成長并回到南京后，和南京藝術學院的曹昆平老師談及這段體驗時，我們都有對南京沿江的變遷有所感嘆。南京同樣作為一座歷史名城，它在歷史上有著屬于它的文化屬性，悲情、潮濕、細膩與懷舊。江水與人潮的流動，都在這座城里，我講述的是其中一塊切片。

夜晚的快遞站

Q：你的作品大多數都是在特定的地域下進行創作的，譬如之前關注蘇北、南京。我覺得地域和群體之間是有聯系的，不同的地域會產生不同的群體。當然在不同的群體下又會形成新的地域。我覺得地域的概念不僅僅說是客觀地理上的，它跟人文和文化也有關系。 我想知道你為何關注某片地域，包括你作品中的地域和群體之間的關系等等。

我沒有很嚴格地思考過“地域”這個概念，或者說地理學什么的。我就說說為什么選擇這片地域吧。我高中在外地畫室集訓，最重要的原因是想逃離家，后來順理成章地報考了西安美術學院。在西美漫長的時光里，我思考過很多次我與家的關系，進行了一次次和解。父親與母親鬧過很多次矛盾，在懷我時候也有一次。于是我在皖北出生，原本可能不會再回南京，準備落戶老家或者宿遷，我的身份證是皖北的代碼。后來父親追過來，把我接回去了，母親為了我有更好的教育也就隨了去。

我擁有更好的教育應該是開心的事，但是因為身份證上的皖北代碼從小遭受到同學奇怪的謾罵與嘲諷，讓我有一些不好的經歷。大學后，認識一些朋友也有相似經歷。我很好奇這種作用在我們后輩身上的不知名的力量來自于何處，地域或許是一條可以研究的脈絡。后來也很有緣分，我的朋友趙洲、楊沉沐，以及他們的父母都提供了相似的體驗與經歷，我知道我做的并不是一個孤獨的故事，有可能是曾經的“普遍現象”。而我的朋友也幫助我完成了我的旅途，我們一起看到了一個新的視角，并尋找小時候被困擾的答案。

中國的物流與快遞應該可以說是世界上的一個奇跡，我想將快遞的流動與從業人員地域性的流動結合起來思考，我想對快遞行業進行更深入的挖掘，哪怕這個區域很小。我想關注在這樣時代下的遷徙，與現代化、夢想有關的流動。與我溝通的大多數快遞員來自于蘇北、皖北地區，他們或多或少與我母親是同鄉，他們織起了一片同鄉網絡。上一輩們成長于一個對城市化高歌猛進的時代，離開中小型縣城是他們的夢想，他們期望窺見外界的精彩。而他們漸漸老去，也將這種夢想寄托于后輩身上。

夜晚仍燈火通明的快遞集散中心

夜間仍在工作的快遞員

Q：你的作品相對來說是比較紀實的，我們之前和你也在聊過關于紀實的問題。你說過，攝影不是完全復制現實的媒介，哪怕它可能是接近現實的，你說它可以是虛構的，可以是根據自己的想法去進行編排的。你在本科拍紀錄片時候，也說過類似的話。那你是如何思考客觀的紀實和主觀拍攝等問題的？

這次我沒有太多的編輯想法，我想回歸現實，在整體上展現了從白天到晚上，從春天到冬天，周而復始。

每個表達者都會對自己所用的媒介都有不同的看法。本科時候在臺灣學習紀錄片，在本科畢業時也選擇紀錄片方向。兩年的紀錄片學習經歷，讓我很自然地接觸社會，接觸各類人群，漸漸地形成自己的語言話術與工作習慣。在臺灣的時候，老師強調如何引導被攝者。在西美的時候，老師強調導演的主觀意圖。我意識到藏在攝像機后面的人，其所屬階層與所站立場等等都在“編輯”現實，形成故事。導演選擇如何接觸被攝者，全然由他的立場所決定。

上了研究生后，謝愛軍老師引導我們關注現實，蘇晟老師在意被攝物如何呈現在鏡頭前，照片透露出了什么樣的信息與意圖。這讓我思考了很多本科的學習經歷并結合進自己的創作中區。于是我在研究室期間做了很多器材嘗試，最終選擇了大畫幅的工作模式。

用大畫幅是想讓被攝人物意識到鏡頭是存在的，而你是信任我的，所以讓我拍攝下來。我希望我們盡量存在一個對等的關系。我家庭發生的事，讓我很難以旁觀者的身份看待快遞行業。我選擇走進快遞場所，走回家里，回生地的方式觀看這場流動。按照我的預想應該會有幾個板塊，快遞場所，家庭，病痛，生地，我想倒推城市化過程中這些快遞人員們的流動。我其實是在展現一個群像，而這個群像是基于我個人的觀看視角與情感體驗。它是現實的，同時也是被我“編輯”的，這些影像中有我和母親的情感。

穿著雨衣的快遞員

為快遞員拍攝的肖像

Q：關于文字的問題我想放在最后詢問。你作品表現了群體與地域，我覺得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文字。我個人覺得這三個東西是可以相互影響的，文字是人書寫出來的，然而人要直立站在一片土地上，形成了某種串聯關系，你的作品中也隱約形成了這樣的關系，所以你可以講講文字在你這些作品當中和地域，群體之間的關系嗎？

作家沈從文說“文學藝術的可貴”在于“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遙的空間，讓另外一時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

我認為攝影也有沈從文先生所述的功能，當然文字想象的空間與攝影想象的空間不是完全相同的。我與人物交談后會寫下一些隨筆，一些所見所聞，所言所想，它們可以幫助我記憶。譬如說，在去皖北的時候，他們會為自己的孩子商定什么時候辦結婚酒席，是五一還是十一。其中產生沖突的地方在于，十一男方母親要收黃豆，種麥子，車隊會壓上糧食（哪怕糧食并不“值錢”），而五一女方哥哥也要結婚，考慮習俗等。我離開的時候，他們也沒商量出個結果，天也下著小雨，麥田里的芽發黃。田里的人抱著化肥走一步撒一把肥，膠鞋上是泥濘的土，雨后的土腥味泛了出來。這是我不曾有的生活經驗，文字可以很好地幫我回憶，帶著濕氣與味道。鄭聞老師有次聊到了經驗相關的內容，他說我成長在南京，后來接觸了西北的文化，繪畫、電影、攝影和文學，多元的地域文化在影響一個青年看待身邊的方式。每每坐上列車回千里之外的家時，看待路途上的風景，心中的體驗也不盡相同。

母親的背影

在母親生病的頭一年，當她知道結果后，一個人緩和了許久。在某天晌午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最近發生的事情，我的心情沉重并買了一張車票，它為兩個失魂落魄的人準備好了一段重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講述了許多具體的故事。在后來的展覽中也展示它們，吸引了一些人駐足閱讀，我覺得“慢”反而也很好，我們在共同分享真實的情感。

其次，我這些習慣可能也與母親有關，我母親在我小學時候從同事家弄了一柜子書并讓我寫日記，初高中后讓我去書店自己挑書買回來。母親曾經不愿意給我什么零花錢，但是只要去書店就會給幾百元。我家附近有一個學校，就是南京特殊教育學院。《推拿》獲得茅盾文學獎后，母親不知道從哪兒知道這個事情，買了書給我。我對《推拿》開篇淮陰司機按摩的橋段印象深刻，對臟話的描寫，把我帶入到了一個煙火氣的世界。后來學影視，看了婁燁的《推拿》，走雨路，街頭巷尾，陰郁的色調能夠讓我回憶起南京。

櫻花樹下的快遞車，快遞員在車內休息

我覺得文字可以表達出一些我無法通過攝影表達出來的感受，所以時常寫一點隨筆，我在2021年1月份的電子日記里寫下了這么一段。

朋友送我一本書，《我與地壇》，高中必讀書目，里面有一節寫道：

有一次與一個作家朋友聊天，我問他學寫作的最初動機是什么，他想了一會說：“為了母親。為了讓她驕傲。”

是啊，長大了的男孩子，為何面對母親時刻表現倔強或羞澀。艱難的命運、堅忍的意志和那不張揚的愛，是母親留在男孩子童年記憶里的匣子。時光流轉，終有一天我們會明了匣子里收藏了什么，厚厚的灰是一個男孩成長的時間，是給予母親的刁難。

我經常會回頭看自己寫的東西，里面藏起來的情感與想象出來的場景，會讓我在未來的某一刻將它們再現出來。

工作間隙的快遞員

Q：最后收個尾，我也很好奇你下一個階段的創作方向和未來一些打算。

我目前在進行新的創作，這一組快遞的作品還會持續拍攝下去。我漸漸找到了自己關注的問題，自己的身份問題和城市化相關的議題，并且和過去的自己和解。我現在也在和出版社商議寫作的事情，或許會占用較多的事情，但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2020年，我拍攝母親最后一份工作“快遞”，曾試圖通過攝影向母親證明一個兒子的驕傲與生命的意義。漸漸地，在這持久的工作中，無意識地將自己置于一個更宏大的語境下，母親的工作如何成為了城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個體又是生存？如果一個后輩的成長與對社會的觀察建立在個人情感的傷痛上，那我如何呈現一個共同的生命圖景，我仍然希望在故事里，我們能看見那些柔軟和溫和的東西依舊佇立在那里。

拍照或許是一件復雜的事情，但一定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整理自己，療愈并表達。不管未來如何，至少有一點可以明確，保持敏感并繼續拍照。

文章來源丨象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