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乃至世界攝影界，陳長芬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他被稱為“中國拍攝長城第一人”，是中國攝影界“首屆金像獎獲得者”。為紀念攝影術發明150周年，他還被美國《TIME》（《時代》周刊）雜志特刊評為“世界十大攝影名人”之一，肖像登上雜志封面。

    10月的一天，在亮馬河畔的“土作社”藝術空間，影像藝術大師陳長芬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講述六十多年攝影經歷的那些事兒。

    這位中國攝影界的傳奇人物，穿著牛仔褲、夾克衫，戴著一頂鴨舌帽，從車水馬龍的街邊走來，看上去就是一個普通老人。在他身上，看不到耀眼的名頭，更多感受到的是溫和友善而不失鋒芒。

    大地、星空、瀚海、長城，這四大攝影系列，構成了陳長芬的藝術生命。多年以來，他以獨到的藝術見解，影響了眾多攝影師和愛好者。他對攝影藝術的純粹追求，以及對人生的哲思，無不傳遞出很強的生命能量，令人印象深刻。

    談話中，八十多歲的陳長芬看到錘紋玻璃茶壺中舒展的大葉茶，立刻專注地觀察起那片葉子的美。在他看來，人生就是一場經歷，他直言，到這個年齡，想要完成的事最多完成了三分之一：“人生中該你做的，你就全力以赴去做。我從來都沒有遺憾沒有怨言沒有責怪。我的晚年非常輕松，就是九九歸一，歸到自然。”

    花費八年純手工制作《長城史詩》

    走進“土作社”藝術空間，空間里的每一件攝影作品，散發出無盡的靈感和獨特的創作激情，讓人沉醉其中。靠墻桌案上擺放的大部頭《長城史詩》畫冊，十分引人注目，牛皮封面、全毛邊宣紙制作、黃絹裝訂，顯得厚重典雅。僅僅翻動幾頁，便讓人感受到強烈的視覺沖擊力。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一本真正的手工畫冊，主要拍攝于20世紀80年代中和90年代。陳長芬的夫人裴淑萍和兒子陳鵬幾乎參與了全過程。牛皮封面上的“長城史詩”四個字是陳長芬親手燙制，“燙了三個晚上”；整本畫冊由裴淑萍用黃絹一頁一頁手工穿訂成冊。“這本書難就難在尋找四個邊都是毛邊的宣紙。制作的時候陳鵬也覺得，最不能將就的就是體現中國文化的紙。”陳長芬坦言，為了這個，父子倆幾乎跑遍了江南有名的宣紙廠，“我們先后研究了八年之久，不斷地去感悟，努力尋找中華民族的文化魅力，并去祈盼一個真正祥和的無墻世界。”

    上世紀六十年代，瑞士曾三次致信當時的周恩來總理，想要一些宣傳中國的航拍照片。1965年，在中國民航工作的陳長芬幸運地參加了這次航拍任務。“世界上恐怕沒有比長城更長的大墻了！”第一次乘飛機拍攝八達嶺長城時，陳長芬被深深震撼了。

    自那時起，他便開始思考怎樣持續拍攝萬里長城，這個念頭始終沒有減退。十多年后，陳長芬完成了《縱橫萬里》主題作品的拍攝，之后就開始了系列的拍攝長城計劃。陳長芬說，“世人看長城，有人稱之為豐碑，有人稱之為紀念碑，還有人稱之為墓碑，而我的感悟是——神造的無字碑。”

    上世紀80年代拍長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能乘火車或公共汽車，然后再騎自行車、雇手扶拖拉機或者步行到拍攝點。經過12年的奔波，1990年，陳長芬的第一本長城集在日本出版。“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是我們的文化，都是我們的遺產，都是我們家園的一部分……”陳長芬感嘆。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陳長芬和兒子陳鵬開著一輛老式北京2020s吉普車拍攝長城，行程40多萬公里。他的愛犬“大象”，從1994年出生兩個多月后就跟隨他跋山涉水，為他探險引路。

    作為中國拍攝長城第一人，很多人都問過陳長芬：你為什么拍長城？“我拍長城不是給中國人看的，長城就在中國人的身邊。我拍長城是在國際上找讀者和觀眾，讓世界了解中華民族。”陳長芬坦言。

    踏遍長城內外，陳長芬感到有無盡的力量在促使他不停地記錄和行走。作品《日月》的完成，體現出陳長芬思想的轉折點。巧合的是，他的日文版《長城》畫冊，就是以“日月”為主題，封面是陽光下的長城，封底是星空下的長城。陳長芬說，“宇宙里有銀河，天空中有云霞，地球上有長城，它們雖然不是同一個概念的東西，但它們之間有著天、地、人相互的關聯。”中央美院美學史教授孫美蘭為此作序《悲壯交響曲》。

    隨著對長城的領悟，陳長芬走進了中國古老哲學思想的長河，去解讀和思考：“中國古典哲學中的陰陽辯證，常常體現在我們的社會里、生活中。你看，遠處山峰上有條長城，天空中懸浮著一條雪白的云帶，多么協調，多么對應，多么富有天意！再看看，山頂上的長城敵樓和山腰中漫霧構成的陰陽分割又多么自然，多么神奇，多么富有哲理。”

    《滇南印記》記憶里全是細節

    1941年，陳長芬出生于湖南衡東縣，那里有深厚的人文底蘊，歷史上出過不少狀元、翰林。著名畫家陳少梅是陳長芬的堂叔。故鄉的一切，滋養了陳長芬。他從不回避自己的農村出身：“小時候跑800米，我光著腳丫跑。打完信號槍，不知道怎么回事兒，看人家跑了，我就跟著跑。”

    1959年，18歲的陳長芬買了一臺捷克相機，同時如饑似渴地看書學習攝影基礎知識。21歲那年，他的第一幅攝影作品《荷花》在《廣東畫報》發表。狂喜之余，他立志要做中國最好的攝影師。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陳長芬辭職做起了獨立攝影師。他一個人先去了河西走廊，20多天，像苦行僧一般，完成了一場藝術人生的修行之旅。到武威的時候，錢丟了。縫在內褲里的錢成了名副其實的“救命錢”，他在白雪茫茫的鳳凰臺度過了貧困交加的日子。

    “我斗膽敢說，講云南我就能講出一本書。” 上世紀70年代后期，陳長芬就深入云南走訪，“當時香港宣傳中國的旅游文化，第一個就定位到云南。我們最早發現的撫仙湖。當時的撫仙湖沒有泥，湖里的魚沒有腥味，非常好吃。刀美蘭（云南舞蹈家）還邀請我們到她家里去做客，在家里跳舞。她的老奶奶為我們做竹筒飯。”

    2004年到2005年，陳長芬三下滇南，憑著敏銳的感覺，用鏡頭聚焦抗戰時期的“滇越鐵路”沿線，搶救性地記錄下當地老百姓生活中的歷史印跡。他歷盡艱辛拍攝出的《滇南印記》畫冊，成為人類工業和文化歷史上的珍貴記憶，被贊譽是“陳長芬最好的一本人文畫冊”。

    陳長芬特別慶幸，“當時這條鐵路已經停運，但是某些路段還在被當地老百姓使用，我就趕緊拍。拍完以后，這條鐵路線上行駛的蒸汽機車就進了博物館。你看，這條鋼軌上的過車輪是充氣的，車輪上米其林標致清晰可見。”這本攝影集出來之后，國內外很多人去拍，“但是火車已經停運了。”

    “我當時主要是從蒙自到河口，坐慢車、坐蹦蹦車，沿著滇南一路下去。那個地方太精彩了，故事太多了。” 直到今天，陳長芬仍然記憶猶新：“我還趕上過火把節，家家戶戶都出來慶祝，人山人海，哎呀，太開放了，太可愛了。”

    當年，挎著8×10膠片的大機器，跋涉在懸崖峭壁、急流險灘之間拍攝，陳長芬付出的代價令人難以想象：“掛相機把脖子都掛歪了，后來改為扛著架子。”他拍攝從不找人問這問那，就是憑感覺自己去找視角。令他驚喜的是，有很多東西都是多少年以后，從資料上才發現它的價值。

    “當時我曾拍攝一座橫跨大峽谷的人字橋，那是日本大轟炸中幸存的一座鐵路橋，與巴黎的埃菲爾鐵塔屬同一時代的技術和制造工藝，最為奇觀。有趣的是，那邊的碧色寨里有一個法國酒吧，里面小到一顆釘子都是法國人設計的；還有當時碧色寨的海關，窗戶上圓的通風口是典型的哥臚式建筑風格……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人文景觀。”陳長芬對多年前看到的風物依然印象極深。

    最打動陳長芬的，還是當地老百姓生活的精神面貌，令他經常在掃描底片時大呼“太棒了”：“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太精彩了！你看這些趕集的人們，特別大氣。人和人之間的往來多么熱鬧，集市上還有老百姓在賣洋奶酪。”

    《盡情享受》是陳長芬最得意的作品：行駛的火車上，兩個老哥們正在對著喝酒。小桌板上一個小菜，兩人你喝一口，我喝一口。鄰座的瑤族婦女一直注視著這哥倆。照片里所有的人都表情生動，極具感染力。“在我的人文攝影里，這一張是最精彩的。它把喝酒的人骨子里的傳神之處全反映出來了：生怕人家多喝一口——你喝完了，就沒我的份兒了。”陳長芬笑言。

    陳長芬的記憶中仍然留存著大量的生活細節。比如他曾找當地一個八十多歲的火車司機講述當年在山里面開火車的經歷，在陳長芬的回憶中，一切仍然鮮活：“他講的時候，心里那種激情、那種熱烈、那種沸騰，簡直太棒了。我看到他戴著一塊勞力士手表。我在那里拍攝，感受到所有人都生活得自由自在，非常瀟灑、非常熱情。今天很少有人來解構這些東西，其實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的東西。”

    人類情懷，而不僅是人文情懷

    近兩年，陳長芬集中精力拍柳樹。朋友圈好友送他別號：字狂、酒狂、柳狂。有一次，陳長芬在一個湘味菜館和朋友吃飯，看到鄰桌兩個女生點的菜品竟然不是代表湘味的菜。陳長芬加了兩道湖南小吃送給她們，兩個女生對他點的湘味贊不絕口。

    在陳長芬看來，做人如同研究攝影，第一要素是感覺，還要有人情味，有心情，有靈魂。“我看藝術，就是四個字——人類情懷，而不僅是人文情懷。如果缺少人類情懷，那族與族之間，國與國之間，就容易發生矛盾。”在他看來，人類情懷是家國意識，是靈魂的東西，是人類的需求，是為人類為和平的大思維。

    從人類情懷回望陳長芬的作品，所有的拍攝和凝視，都變得別具意味。

    “作為人來講，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社會、不同文化的人，要有一個共同的、互相關照的文化，它應該是一個國際的、包容的精神層面的東西。我認為精神層面的東西要在交往中，在碰撞中，通過文化和藝術來軟化，慢慢讓大家感受到。不管什么觀點，任何人必須坐下來聊天，交流情感，否則自己的觀點就難免狹隘。我以為自身的強、文化的自主，是交流基點。”陳長芬直言。

    傳統文化怎樣發展傳承？在陳長芬看來：“就六個字，批判、借鑒、弘揚。比如陋習就得批判，優秀的就要借鑒過來，用科學的觀點再把它提升起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碰撞之后，這里面有個消化的問題。什么是創新？一個具有優秀文化的國度，創新并不是要顛覆一切，最重要的是把有用的東西吸收、利用，再發揚。”

    藝術要有時代的精神和力量

    陳長芬的攝影多與天、地打交道，久而久之，他甚至覺得，自己的行為有時也能感動上蒼：“有一天傍晚，在司馬臺長城，我用僅有的一部135相機，一個標準鏡頭和一個彩色反轉片，竟然意外地記錄下了風云突變的景象。”

    新世紀之初，陳長芬用鏡頭聚焦森林、關照自然的《綠問》攝影展在北京舉行，展覽開幕后，多日陰霾的天突然放晴，他說，“蒼天太理解我。”

    藝術作品如何建立自己的市場？在陳長芬看來，一幅作品如果沒有學術價值和價位，就很難稱其為藝術作品。“藝術作品需要一種特別的市場，它必須是國際和世界認可的市場。就好比你的產品和世界不能接軌、不能交流、不能產生共識，再好，也只能自己在內部交流展現，時間長了，這其中的落差會越來越大。”

    陳長芬認為，人和人之間，國家和國家之間，應該是一個平等的概念。“我們的文化、藝術必須要與經濟發展相匹配，要能吻合人類認可的藝術價值和價位。為什么一根香蕉粘在墻上，就成了價值15萬美元的藝術品？買的人他是要資助這個市場，資助這種文化和藝術在社會中的地位。”

    “藝術品本來就是一種物質，但它還有精神上的屬性。僅僅是一個圖片交易，那是白菜蘿卜，市場也需要。但是在白菜蘿卜的基礎上，必須要有尖端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影像只談表象的東西，沒有什么意義。進入藝術品層面，必須有形而上的東西，最終是要有一個民族的、一個時代的精神和力量。做這些東西是很艱苦的，但是必須要去做，不能斷了。我們這一代人是這個時代的參與者，如果沒人去記錄、表達和推動，向下延伸，那么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化就有可能是缺失的。”

    曾經，陳長芬想邀請好萊塢與中國合作，拍一部二戰時期有關“駝峰航線”的空戰片。“故事情節非常簡單，講一個美國飛行員執行任務飛機失事，被云南深山里的百姓救助養傷的故事。我們計劃用真正的航拍，飛機都選擇好了，用中國制造的運-12，高黎貢山的海拔高度是四千多米，它完全可以勝任。籌劃時中國飛虎隊的那些人還在，但后來那些人都不在了，這件事也就沒法做了。”陳長芬談起這件事仍有遺憾。

    他直言自己想做這件事，其實內心的原因是想通過故事，展現那些深山中大自然與人類的鏈接：“我覺得今天的人要學習自然，善待自然，敬畏自然，對待自然必須是一個非常樸實的、真誠的、愛護的態度，留給后人一個營養豐富的、健康的自然世界。”

    “天人何時會合一，旅途何處是逍遙，四海怎能為一家？”采訪即將結束時，陳長芬若有所思地說道——似乎在問人，更像在問自己。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李喆

    供圖/陳長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