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西藏問題"的一點思考

汪暉　　

2008年3月14日在拉薩、四川阿壩、青海藏區和甘肅藏區同步發生了騷亂，西方輿論隨即將焦點對準拉薩和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集團。與此同時，奧運火炬在全球的傳遞剛剛展開，就在巴黎、倫敦、舊金山等西方城市遭到流亡的藏人集團和西方藏獨運動的嚴重阻撓，西方政治家和主流媒體以一邊倒的方式對中國進行批評。在這一形勢的激發之下，海外中國學生和海外華人展開了保護奧運火炬、反對西方媒體的歧視性言論和抵制藏獨運動的聲勢浩大的抗議游行。在中國國內，除了官方媒體的相關報道外，則是年輕一代利用網絡對西方輿論進行的網絡抵抗運動。所有這一切形成了一個戲劇性的局面，一個孕育著各種變化的可能性的事件。如何理解西方社會對于西藏問題的態度？如何解釋在中國市場化改革中的西藏危機？如何看待外內海外新一代人對于這一問題的介入？這些都是擺在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面前的重大問題。我自己并非研究西藏問題的專家，但鑒于這一問題的嚴峻性和迫切性，也愿意不揣淺陋，將自己的一點不成熟的看法提出來，以引起批評和討論。

　　東方主義的幻影

　　西藏騷亂爆發后，最為引人注目的，除了有組織暴力的發生、中國政府和媒體的隱忍之外，是整個西方媒體和西方社會在這個問題上的激烈態度。為什么會這樣？在我看來，支持"藏獨"的人各有不同，但從歷史的角度看，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西方有關西藏的知識深深地植根于他們的東方主義知識之中，至今沒有清理。這一點對于歐洲人影響最大。其次是特定政治力量對于輿論的操縱和政治行動的組織。這一點美國關系最深。第三是對于西藏的同情混雜著對中國、尤其是經濟上迅速崛起而政治制度極為不同的中國的顧慮、恐懼、排斥和反感。這一點除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之外，全世界都受到感染。這三個方面不僅與民族主義相關，而且更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冷戰的歷史和全球化的不平等狀態相關。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并不是相互隔離的，但需要分開來加以分析。關于美國在1950年代末期對西藏問題的直接介入，已經有不少專家-如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戈倫夫（A. Tom Grunfeld）等藏學家--做了專門討論，我在這里暫不討論。這里先談第一個方面，即東方主義問題及其對冷戰文化政治的影響。

　　2001年，我在瑞士訪問時曾經參觀過一個叫做"作為夢幻世界的西藏--西方與中國的幻影"(Dreamworld Tibet-Western and Chinese Phantoms)的博物館。博物館的策展人是人類學家馬丁·布拉文（Martin Brauen）博士，他從年輕時代起就迷戀西藏文化和喇嘛教，崇拜達賴喇嘛，但在經歷了許多事情之后，他開始問自己到底是為了什么迷戀喇嘛教和西藏文化？正是這個自省使他決定用展覽的方式描述在西方世界里西藏、喇嘛教和達賴喇嘛的形象。在看了那個展覽后，我也開始留心這些問題。這里不妨綜合我在那個博物館收集的材料和此后的一些閱讀做一點分析。

　　薩義德曾以伊斯蘭研究為中心分析過歐洲的東方學，他把這種學問視為一種根據東方在歐洲西方經驗中的位置而處理、協調東方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中，東方成為了歐洲物質文明和文化的內在組成部分，是歐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對于歐洲而言，東方既不是歐洲的純粹虛構或奇想，也不是一種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種被人為創造出來的理論和實踐體系，蘊含著漫長歷史積累下來的物質層面的內容。藏學在東方學中一直占據重要地位，但至今沒有得到認真清理。在西方，藏學研究從來不在中國研究的范疇之內，從東方學形成的時代至今都是如此。從這種知識體制本身，也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國與西藏關系的一些模式。這些模式，從根本上說，正像薩義德描述的那樣，與其說是一種自然的存在，毋寧說是一種人為創造的體系。瑞士學者米歇爾·泰勒(Michael Taylor)的《發現西藏》(Mythos Tibet. Entdeckungsreisen von Marco Polo bis Alexandra David-Neel) 描述從1245年圣方濟各本人的弟子方濟各會士柏朗嘉賓(Jean-du PlanCarpin)到20世紀初期歐洲人對西藏的探險和侵略，為我們提供了早期藏學的豐富素材。[1]早期傳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尋找失落的基督徒，他們認為西藏人就是12世紀傳說中的、曾經戰勝了異教徒、波斯人和米迪亞人的約翰王的后裔。據說，約翰王曾經住在中亞的什么地方?？傊?，在他們的心目中，藏人就是那些在早期中世紀橫跨小亞細亞、中亞和中國的傳播福音的基督徒的弟子或門徒。當然，也不是所有傳教士對西藏人的看法都是如此，嘉布遣會修士的看法就和耶穌會士的觀點不同，他們認為佛教是撒旦的作品，因為只有撒旦的狡猾才能創造這種與天主教明顯相似的宗教。18和19世紀的歐洲哲學家如盧梭、康德、赫爾德、黑格爾都對藏傳佛教給予尖銳批評，也許可以追溯到這些傳教士的看法。[FS:PAGE]

　　歐洲藏學的創始者之一依波利多·德斯德里(Ippolito Desideri, 1684-1733, Rome, Italy)是繼葡萄牙傳教士安東尼奧·德·安德萊德(Fr. Antonio de Andrade)于1623年探訪西藏之后的又一位羅馬傳教士。他于1712年9月２７日離開羅馬前往里斯本，從那里上船遠航，于1713年９月23日到達果阿(Goa)，在印度旅行之后他和同伴從德里抵達克什米爾的斯里那加(Srinagar)。最終于1716年３月17日輾轉到達拉薩。他在西藏生活了五年，經歷了準葛爾蒙古的入侵和戰爭，詳盡地研究西藏的文化，為傳教而用藏語編寫了五本著作。他在西藏問題上與嘉布遣會的修士發生過沖突，也曾批評西方傳教士有關西藏的偏見和許多誤導的看法。比如他報告了西藏的戰爭和藏人的斗爭性格等等，但最終他還是得出了一個固定的也是對西方的西藏形象影響最大的觀點，即西藏是和平的國度。[2]

　　這個看法漸漸地與一種神秘主義的觀點發生關聯。在19-20世紀，有關西藏的知識與神智論(Theosophy)--一種認為由直覺或默示可以與神鬼交通的學術--發生了聯系。赫列娜·皮特羅維娜·布拉瓦斯基(Helena Petrovna Blavasky，1831-1891)出生于俄國（烏克蘭），死于英格蘭，以神智論的創始者著稱。她從孩提時代就有歇斯底里癥和癲癇病，經常陷于怪異和恐怖的想象。從17歲第一次婚姻起，她先后有過幾次婚戀，但始終自稱是處女。她還對自己的傳記作者說：她在1848-1858年間漫游世界，先后訪問了埃及、法國、英格蘭、加拿大、南美、德國、墨西哥、希臘，最重要的是曾在西藏度過兩年，后在斯里蘭卡正式成為佛教徒。1873年，布拉瓦斯基移民美國，在那里向人們展示其超凡的、半宗教的招魂術和靈媒能力，比如浮游（levitation）、透視（clairvoyance）、氣功（out-of-body projection）、心靈感應（telepathy）和超聽能力（clairaudience）等。1875年，她與亨利.斯銻爾.奧爾考特(Henry Steel Olcott)等創立了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3]布拉瓦斯基聲稱自己與藏族老師通過心靈感應交流，發表神秘的西藏通信。事實上，她根本沒有到過西藏，這些所謂西藏來信也并非來自西藏的喇嘛，而是來自雅利安的超人(Aryan mahatmas)。這些西藏通信不但對藏學有重要的影響，而且對于神智論的形成也是決定性的。布拉瓦斯基和神智論的后繼者散布了種族主義的觀點，他們說人類的大多數屬于第四個根源性的種族，其中就包括藏人。據說在大西島和利莫里亞沉沒之前的時代，有一些幸存者居住在靠近戈壁的叫做香巴拉的地方，這是第五個根源性種族的原型。布拉瓦斯基認為香巴拉是最高貴的人類血統的母國，是由印度雅利安和白種人構成的。根據斯皮爾福格爾（Jackson Spielvogel）和里德爾（David Redles）的說法，布拉瓦斯基有關根源種族的教義，再加上她的德國追隨者的演繹，對于希特勒的心靈發展的影響是"決定性的"。[4]

　　神智論創造了一種理想的、超現實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帶著精神性的、神秘主義的、沒有饑餓、犯罪和濫飲的、與世隔絕的國度，一群仍然擁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這個西藏形象與農奴制時代的西藏現實相差很遙遠，但卻從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對東方、尤其是西藏的理解。這個理解的核心就是超現實的精神性。在受到布拉瓦斯基及其神智論影響的名人中，除了希特勒之外，不乏大名鼎鼎、影響深遠的人物。我這里先列上幾位著名人物的名字：愛德溫.阿諾德（Sir Edwin Arnold, 1832-1904), 英國詩人和記者，《亞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的作者；斯瓦米.斯萬南達.薩拉斯瓦提（Swami Sivananda Saraswati，1887-1963)，印度瑜伽和吠檀多的著名精神導師; 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圭多.卡爾.安東.李斯特（ Guido Karl Anton List， 即Guido von List ，1848-1919), 奧地利/德國詩人、登山家、日耳曼復興運動、日耳曼神秘主義、古代北歐文字復興運動的最重要成員；亞里山大.尼柯拉耶維奇.薩克里亞賓（ Alexander Nikolayevich Scriabin，1872-1915) ，俄國作曲家、鋼琴家，俄國象征主義音樂的主要代表；詹姆士.喬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愛爾蘭流亡作家，《尤利西斯》的作者；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 ，俄國現代主義繪畫的奠基人和藝術理論家；阿爾弗萊德.查爾斯.金賽（Alfred Charles Kinsey，1894-1956), 美國生物學家、昆蟲學家、動物學家、著名的性學家；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1939) ，愛爾蘭詩人和劇作家，等等。20世紀的這些影響深遠的浪漫主義者、現代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與神智論的聯系無一例外地產生于對現代的焦慮，他們以各種形式急切地尋找"另一個"世界。我在這里提到這些人名不是說他們對于西藏有什么特別看法，而是為了說明現代西方的文化想象、社會心理和政治運動中始終有著神秘主義在的極深根源，而西藏在當代西方精神世界中的位置正植根于同一神秘主義的脈絡之中。[FS:PAGE]

　　在20世紀，這種與神智論有關的西藏形象也披上了現代科學的外衣，人種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等現代學科都曾為之作出努力。納粹認為西藏是雅利安祖先和神秘智慧的故土。1962年，法國學者路易士·鮑維爾(Louis Pauwels)和雅克·博基爾(Jacques Bergier) 出版了一本十分暢銷的書，叫做《魔術師的早晨》(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對煉金術、政治、歷史、超自然現象、納粹神秘主義、魔術和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給予闡釋，其中也詳細地整理了這個故事。[5]大洪水后一些幸存的智者定居于喜馬拉雅山麓，他們分為兩支：納粹的先輩們(Nordic people)由右路到了阿嘉西；共濟會會員和閃米特人從左路到了香巴拉。這個故事據說曾給納粹很大的影響。很顯然，這與西藏無關，完全是歐洲人的創造。在西藏存在著雅利安種族的后裔的想法，實際上也得到了著名的瑞典考古學家、納粹的同情者斯文·赫定的支持。希特勒對赫定評價很高，曾經請他到柏林奧運會發表講話。1935年納粹德國建立了古代遺產研究和教學學會(the Ahnenerbe Forschungs und Lehrgemeinschaft)，目的是為種族主義教義提供科學的、人類學的和考古學的證據，確定雅利安人種族的起源。在黨衛軍負責人希姆萊(Heinrich Himmle)的支持下，恩斯特·夏佛(Ernst Schafer, 1910-1992)于1938年帶領一支遠征隊前往西藏。夏佛曾在1931、 1934-35、1938-39三次遠征西藏，并于1934年在杭州見到過流亡中的班禪喇嘛。伊斯侖·英格爾哈特(Isrun Engelhardt)的《1938-1939年的西藏：來自恩斯特·夏佛遠征西藏的照片》(Tibet in 1938-1939: Photographs from the Ernst Schafer Expedtion to Tibet)說的就是這個事。[6]夏佛本人后來發表了《白哈達的節日：一個穿越西藏抵達拉薩的研究之旅，這是上帝的圣城》(Festival of the White Gauze Scarves: A Research Expedition through Tibet to Lhassa, the holy city of the god realm)。[7]克勞斯(Robin Cross)對納粹的這次遠征做了討論，他說：納粹的信仰是古代條頓神話、東方神秘主義和19世紀晚期人類學的混合物。[8]希姆萊本人是修黎社(The Thule Society)的成員，Thule是西方的古人相信存在于世界北端的國家。修黎社始創于1910年，是一個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而黨衛軍是納粹的種族主義原則的主要實施者。新納粹主義者說這支探險隊的目的是尋找阿嘉西和香巴拉的穴居族群，為納粹服務。納粹意識形態在這個問題上其實也是自相矛盾的，有些人將喇嘛教視為北方種族精神的頹廢階段，認為喇嘛教與天主教、猶太教一樣都構成了對歐洲人的威脅，而另一些人則將西藏視為供奉納粹德國的神龕。 

　　隨著時代的變化，雅利安喇嘛和白種人在這個神話中的角色逐漸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西藏喇嘛的角色--與其說他們是宗喀巴的后人，不如說他們是西方人的創造物。我這里說的還不是五十年代末期以降美國對于西藏流亡政治的直接操縱，而是說有些喇嘛已經成為西方大眾文化中的角色。各種各樣與此相關的電影、商品、藝術作品和飾物遍布了各大商店、影院和畫廊。"作為夢幻世界的西藏"展出了許多這樣的東西，策展者問道：為什么人們連想也沒有想過在體恤衫上印上這些神圣的標記是一種褻瀆？藏傳佛教鼓勵無私的奉獻，而這些商品只能服務于個人的自私的占有欲。那些對基督失去信仰的人，現在轉向了精神性的西藏--但這個西藏其實更像是時尚，而不是精神的故鄉。許多好萊塢的明星和名人--他們很可能對西藏一無所知--成為喇嘛教的信徒和敵視中國的人物，這件事情發生在西方時尚世界的中心，倒也并不奇怪。我們至少應該了解這個氛圍。

　　這里不妨略舉兩例。1997年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Jean-Jacques Annaud）根據海因里?！す眨℉einrich Harrer）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1953）拍攝了同名電影，由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和大衛·休利斯（David Thewlis）主演。這部電影在西方影響很大，但很少人了解哈勒曾經在夏佛的研究所工作，他本人就是納粹分子，他在西藏時與達賴和其他西藏領導人有交往，達賴流亡之后，他們的交往仍然很密切。他在印度時因為納粹身份曾被英國人逮捕，后從英國的戰俘營中逃走。好萊塢電影不但掩蓋了作者的納粹身份，而且添加了許多書中沒有的情節，以適應西方觀眾的口味。阿沛·阿旺晉美(1911- ）時任西藏地方政府噶倫、昌都總管，與哈勒有過交往。1998年3月23日，他接受《南華早報》的訪談，以當事人的身份駁斥電影中捏造的情節。[9]另一部由理查·基爾(Richard Gere)主演的《紅色角落》(The Red Corner)將東方主義的西藏形象與冷戰的反華、反共的價值揉合在一起，是一部藝術上粗制濫造但意識形態上卻十分明確的電影?；鶢柋救爽F在是"自由西藏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這次在西方國家搶奪奧運火炬當然是有組織的行動，但那些西方志愿者中至少有很多正是這些受了東方主義想象、冷戰意識形態和好萊塢電影影響的人。中國奧組委邀請斯皮爾伯格擔任顧問，既說明發起者和組織者缺乏自信，過于趨時，又證明他們對于好萊塢政治缺乏應有的敏感和判斷。斯皮爾伯格將納粹分子辛德勒的故事轉化為一個拯救猶太人的圣者的故事，與讓-雅克·阿諾（Jean-Jacques Annaud）將哈勒塑造成為一個崇仰西藏文明的登山者，其實異曲同工。關于《西藏七年》這部電影的問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學院院長奧維爾.謝爾(Orvile Schell)在他的《影像中的西藏》(Virtual Tibet)中有過詳細的論述。[10][FS:PAGE]

　　就像一位海外的藏族知識分子所說，西藏必須從西方人的想象和香格里拉的神話中解放出來，否則不會有真正的進步。西藏文明是偉大的文明，藏傳佛教有悠久的傳統，但它們的意義并不存在于東方主義的幻覺中。東方主義賦予西藏文化的那種普遍表象不過是西方自我的投射。薩義德在討論東方學時曾經引用葛蘭西的文化霸權這一概念，他說："要理解工業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權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權，或者說文化霸權，賦予東方學以我一直在談論的那種持久的耐力和力量。······歐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種使這一文化在歐洲內和歐洲外都獲得霸權地位的東西--認為歐洲民族和文化優越于所有非歐洲的民族和文化。""東方學的策略積久成習地依賴于這一富于彈性的位置的優越，它將西方人置于與東方所可能發生的關系的整體系列之中，使其永遠不會失去相對優勢的地位。"[11]西方社會至今并沒有擺脫這樣的東方主義知識，那些對自己的社會和現代世界感到絕望的人們，很快就在西藏的想象中找到了靈魂的安慰，他們從未想過，他們的"神智論"或通靈術不但扭曲了西藏的歷史和現實，也傷害了那些正在張開雙臂迎接他們的中國人。中國人并不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群滲透著幾個世紀的東方學知識的西方人，而西藏正是一個內在于他們的或者說作為他們自身的他者而存在的人為創造物。當他們意識到現實的西藏與他們的創造物之間的巨大差異時，怨恨油然而生--東方/西藏是他們構筑自我的必要前提，這個"它者"一旦脫離西方的自我而去，西方的自我又要到哪里去安置呢？的確，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上早已經沒有香巴拉，如果他們在自己的世界里失去了信仰，在這個世界的哪一個角落也找不到它。

　　東方主義的幻影并不僅僅屬于西方，如今它正在成為我們自己的創造物。云南藏區的中甸現在已經被當地政府正式改名為香格里拉，這個生活著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號，目的不過是招徠游客。2004年，我在中甸一帶訪問時，曾經到過一個藏族文化的"樣板村"，這個小小村落竟然網羅了幾乎所有藏族文化的建筑和擺設，但在真實的世界里，何曾有過這樣一個西藏的文化村？關于西藏的神秘主義想象現在變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標志，那些從全世界和全中國奔赴藏區的旅游大軍，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創造的各種"本土的"、"民族的"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創造怎樣的新東方主義"神智論"和通靈術？又在怎樣將活生生的民族文化變成游客眼中的"他者"？在我們批評西方的東方想象時，我們難道不需要想一想嗎？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需要自我批評。

　　戰后西方藏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也產生了許多杰出的學者，像現在人們常常引用的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戈倫夫（A. Tom Grunfeld）等人的著作就十分重要。但是，與詹姆士·希爾頓(James Hilton)的《消失的地平線》和其他的大眾性作品相比而言，學術研究的影響很小，而即便在學術領域內，東方主義的陰影也從未消失。希爾頓創造的香格里拉如今已經變成了中甸的名字了。香格里拉的故事其實就是從布拉瓦斯基的神話衍生出來的：一群生活在香格里拉這個佛教社會的白種人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西藏是背景，而作者和演員都是夢想著香巴拉和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好萊塢的電影和各種大眾文化不停地在復制這個有關香巴拉或香格里拉的故事，他們表述的不過是他們在西方世界中的夢想而已。在戰爭、工業化和各種災難之后，西藏--更準確地說--是香巴拉、香格里拉--成為許多西方人的夢幻世界：神秘的、精神性的、充滿啟示的、非技術的、熱愛和平的、道德的、能夠通靈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