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關沙龍攝影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這樣幾點上：沙龍攝影是否就是藝術攝影？沙龍攝影是不是一種不良風格？我們要不要走出沙龍攝影？等等……這些問題又與特定的歷史背景以及歷史人物緊密相關，盤根錯節，剪不斷理還亂，常常令人感到一頭霧水……為沙龍攝影的邊緣地位鳴不平的論者認為，沙龍攝影自有其廣泛的群眾基礎和不同于紀實攝影的審美追求，不能輕言“走出”。而對沙龍攝影持批評立場的論者則認為，沙龍攝影有很大的局限性，內容空洞，缺乏深度和思想性……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回顧以往中國攝影界的多次論爭，往往也都大同小異：場面激烈，各說各的理，最后則大多是不了了之。究其原因有二：一曰基礎問題輸理不清，所爭的問題有時根本就不在一個層面上，以至于成了“偽問題”；二曰缺乏“元理論”層面上的文本分析，大多只憑感覺和印象說話，難免會各說各話。所以我認為，欲討論是否應該走出沙龍攝影，必先厘清有關沙龍攝影的幾個基本問題，而欲厘清這些基本問題，必先給沙龍攝影做個“基因鑒定”——看看它的基因編碼到底是什么，是否發生過基因變異——否則說來說去還是一筆糊涂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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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定結果之一：沙龍攝影與藝術攝影的同與異 . 

我以前曾給紀實類攝影、藝術類攝影和觀念類攝影都各自做過“基因圖譜”的“排序”分析，我的結論是紀實類攝影的文本特征是“非主題內涵”大于“主題內涵”，觀念類攝影的文本特征是“主題內涵”大于“非主題內涵”，而藝術類攝影的文本特征則是“主題內涵”等于“非主題內涵”。許多朋友當時可能并不明白我弄這些“元理論”層面的基礎理論有什么用，現在應該明白了——用處就在這里。把沙龍攝影放在這些文本的“基因圖譜”里一“比對”，剛好是屬于藝術類攝影的，所以沙龍攝影在文本的深層編碼上，屬于藝術類攝影，這一點毫無疑問。

但沙龍攝影又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藝術攝影，這倒并不是由于沙龍攝影在文本特征上與一般的藝術攝影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而是在發生學的意義有其獨特性。沙龍（Salon）首先是一種組織形式，然后才是由這種組織形式所帶來的文本風格。也就是說，沙龍攝影不同于一般藝術攝影的，首先是攝影的人而非攝影的作品。一般意義上的藝術攝影指的就是一種特定的文本形式，而沙龍攝影所指的不僅是文本形式，還包括了建構了這一形式的人以及人的組織形式。這就是沙龍攝影與藝術攝影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就沙龍攝影的本義而言，其應該是一種先鋒的、圈子的、貴族化的、非功利性的、唯美主義的藝術攝影。

     中國早期的沙龍攝影，基本上具備了西方沙龍攝影的所有特征，同時又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自《詩經》以來的“比興”傳統，成為了“托物言志”式文人情調的影像版。漢語不同于西語的“邏各斯中心”，漢語更偏重“類比式邏輯”，這也正是漢語詩學中“比興”傳統之所以千年不衰，“詠物詩”、“詠物詞”代代相傳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沙龍攝影這種形式，與“比興”、“詠物”之類以隱喻為主的“中國式思維”有很多暗合之處，二者可謂是一拍即合。與“比興”、“詠物”之類編碼方式相呼應的，還有東方式審美情趣中對于“境界”的追求。只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境外見境”、“象外見象”，才是有“境界”的。而紀實式的“逼真”，是談不上什么上乘境界的。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骨子里就很“沙龍”，就算沒有西方的“沙龍攝影”，我相信中國攝影界遲早也會出現郎靜山和陳復禮的。 . 

鑒定結果之二：此沙龍非彼沙龍 . 

找到了沙龍攝影的“基因樣本”，再去“比對”時下的“沙龍攝影”，立刻就會發現：此沙龍非彼沙龍也！原來沙龍攝影在大半個世紀的話語流變中，早就已經“基因變異”了。[FS:PAGE]

“比興”也好，“詠物”也好，還都是在“言志”或“詠情”，其基本立場是個人的，文化的。但在文藝被淪為政治宣傳工具的年代，沙龍攝影若要繼續存活，就必須按照“適者生存”的規律，來個“基因突變”，并從此洗心革面接受改造……于是“言志”的沙龍攝影變成了“載道”的沙龍攝影，“比興”、“詠物”式的文化隱喻變成了政治宣傳式的超隱喻，文人士大夫情懷的高山流水梅蘭竹菊變成了朝霞滿天光芒萬丈的國家景觀“東方紅”……

經此“基因突變”，中國當代的沙龍攝影一轉百轉，除在圖像上仍追求“畫意”外，已不再具有沙龍攝影原本的精神特質：俗套化的“糖水”，取代了沙龍攝影昔日的先鋒性質；體制下的“單位人”，取代了志趣相投的文人雅士；欲以攝影為晉身之階的急功近利的“業余”，取代了不以攝影謀生的貴族式“業余”；唯“政治正確”的宣傳功能，取代了唯美主義的非功利。

然而就是這種早已沒有了沙龍精神的沙龍攝影——充其量只能叫“仿沙龍攝影”，卻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成為了中國攝影界信奉的圭臬。月賽、大賽、金獎……無不以此為標準，并形成了一整套真正意義上的“不良風格”——甜膩的假笑、糖水的風光、俗套的隱喻——毫不夸張的說，類似的影賽已經毀掉了一代業余攝影人。

彼沙龍，其實我們早就已經“走出”了；而此沙龍，我們真的能夠走得出去嗎？前幾年我曾對一幅叫《天上人間》的片子進行過一番解構式分析，那是幅獲得了當年大賽金獎的片子，典型的“訪沙龍”式作品：利用視覺上的錯覺，來營造“天上”與“人間”空間上的畫意，從而建構起一個“人間天堂”式的視覺幻象。而真實的情況卻完全不是那樣的，據作者自己介紹：“那‘天上’的老縣城，由于屬滑坡地質帶，政府已將縣城搬遷到山腳下的紅河邊。老縣城的居民將逐步下遷，不久的將來也許就會變成一座空城。”

把一座即將成為“空城”、“死城”的地方，硬拍成了“人間天堂”，而且還把這個彌天大謊當作拍攝經歷堂而皇之地講出來……作者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妥，評委同樣不覺得有什么不妥，他們已被超隱喻所劫持——失去了自由之身，又如何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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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定結果之三：有毒的“糖水”與消費時代的“可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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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紀實攝影在當代的興盛，其本身就是對“仿沙龍”的“走出”。當話語資源被極左意識形態嚴重污染后，提倡“真實”，回歸“常識”可能是最好的自救之途。提倡“紀實”、“抓拍”，可以有效抵御來自政治宣傳方面的壓力，也可以憑借著對“真實”的想象，來消除“仿沙龍”的魅影。這與當時文學圈里提出的“文學要脫離政治”在話語策略上如出一轍——這種“脫離政治”的口號本身就是政治的，它所要脫離的，無非是為某種政治服務的桎梏而已。

    紀實攝影為中國攝影界的主部提供了一條得以擺脫心靈桎梏的“勝利大逃亡”之路，但這個逃亡又注定是不徹底的。因為政治宣傳式的“仿沙龍”如影隨形，并且又罩上了“藝術”和“美”之類的假面招搖過市，而且無孔不入。紀錄類攝影其實根本就無法以“新聞”或“紀實”的名義將這種有毒的“糖水”拒之門外。尤其是新聞攝影，我們已經見過太多了《天上人間》式的新聞照，在這樣的新聞照片里，糧食沒有不豐收的，抗洪沒有不英勇的；農業沒有不遭災的，災年沒有不豐收的……“糖份”到了紀錄類攝影，尤其是新聞攝影中以后，就已經不再是“糖份”，而是“毒素”了。“劉羚羊”那張“很巧很完美”的造假之作，難道不正是以這種“仿沙龍”式的“糖水”想象為腹稿的嗎？當人們紛紛譴責造假者時，我想提醒人們的是：假如劉羚羊的照片沒造假，難道就是好照片了嗎？不解決這個問題，不從根本上顛覆人們心中那種政治宣傳意義上的“完美”藍圖，造假行為就不會停止，攝影更不可能真正走出“沙龍門”。[FS:PAGE]

    與這些有毒的“糖水”不同，另一類“仿沙龍”則屬于消費時代的“可樂”。在數碼相機高度普及的今天，攝影越來越成為了人們生活中一項“高雅”的愛好。尤其是那些器材發燒友，在永無止境的漫漫發燒路上，他們拍得最多的就是沙龍式的小品，因為他們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的投資，為的就是那種美輪美奐的圖像。這批高端業余攝影人士以及他們的攝影，在某些方面其實倒很接近原初意義上的“彼沙龍”，比如圈子化、貴族化以及所謂“快樂攝影”的非功利化。但他們也已不大可能尋回真正意義上的沙龍攝影了，因為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天的世界早已不復是當初的模樣，當代的藝術也早已不是當年的沙龍所能想象，單憑著“沙龍攝影”這張舊船票，是登不上歷史河流中那條客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