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和幾個作家朋友吃飯聊天，說著說著就聊到為什么寫作這個問題上來了。作家朋友說，寫作是為了對真實的信仰。
我們可以接近真實，但卻又注定無法得到真實，尤其在后現代的語境中，真實成為了一個被消解的對象，而這也恰恰是作家們的苦悶所在。拉康告訴我們，我們所見到的現實，其實是被符號所復制了的現實。鮑德里亞則說，現實世界已淪為“類像”的世界，“自然”消失后，“類像”在不斷地自我復制……作家用詞語去捕捉“現實”，就在他自以為把握了現實的那一刻，真實卻總是脫身而去，徒留下鐫刻了“現實”圖案的美麗軀殼……
這大概就是寫作的宿命。
曾明了的《父親是一棵樹》所描寫的，是中國農村中一塊最為貧瘠的土地。作者顯然對于描寫農村生活駕輕就熟，文筆中透露出不著痕跡的鄉土氣息。作者呈現給我們的其實是一個文本的鄉土，一個抽象如年畫般的鄉土，在這樣的鄉土語境中，愛情是甜蜜的、純潔的，親情是無私的，富于自我犧牲的。這樣的鄉土是有機的和自足的，唯有在金錢世界的逼迫下，才會走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于是這年畫般的鄉土也就成為了“底層敘事”的根據地，演繹出一個又一個讓讀者流淚的“苦情戲”來……
記得小時候看朝鮮電影《賣花姑娘》的時候，觀眾席中往往會哭成一片，“苦情戲”要的就是這種效果。人生固然不如意事常八九，但若真的讓天下最悲慘的事都集中到完全無辜的一家人身上，估計幾率也不會太大。可作家就有這種本事，偏能讓喪妻之苦、喪女之痛全給一個男人攤上……可以說，是作者的底層立場決定了小說的底層想象，但真正的“底層”是否會在這樣的敘事中脫身而去，則是另外的事情了。
與《父親是一棵樹》的“苦情”相比，小說《尋找》則是以悲劇開場而以喜劇收尾，機智而不油滑，輕松而不輕浮。《尋找》用的是“流浪漢小說”式的結構，以一個不諳世事且略顯卑微的目光，去觀察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其所達到的效果不是“悲情”而是反諷。就在主人公即將淪為劫匪的一瞬間，卻又造化弄人般地成了英雄……僅就這一點而言，就比當年意大利的那部電影《偷自行車的人》高出一著。因為喜劇的收場，其實比悲劇更沉重。
須一瓜是我比較關注的作家，在我編選的年度小說精選里，前年選了她的《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去年選了《乘著歌聲的翅膀》。須一瓜的這些小說關注的都是人的心靈，這篇《紅痣》也不例外，寫的仍是心靈的故事，她把體察現實的錨地，錨固在了心靈的世界里。在心靈的世界里，時間是線性的，還是循環的？純潔的女學生和賣笑的少女，在不同的時空里為什么猶如一塊硬幣的兩面？哪個是真實，哪個是虛幻？如果說《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可以被當作一個變形了的俄狄普斯故事解讀的話，《乘著歌聲的翅膀》和《紅痣》則更超越了心理的層面，而進入到了心靈的生死輪回之中。在一個人心被物欲充盈著的時代，須一瓜對“靈”的探求可謂別具匠心。在一個心靈搭建的迷宮中，物質的世界反而猶如一片片破碎了的倒影，一切的愛恨情仇，一切的貧富榮辱，都成為了魔方里的偶然拼合，成為了造化流轉中的世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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