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昆 | 2010年03月01日,01:06

三、"跨越"城鄉

這個標題，很容易被誤讀為"超越"，雖然它曾經也是我很習慣使用的詞匯。對于類似流暢、整齊的用語，我們似乎都喜歡用，它讓言者具有了一個"超脫"和俯瞰的位置，它更賦予了我們以"一言以蔽之"的某種權力，但它同時也往往簡化了如此紛繁復雜的現實。

而"跨越"，在此我希望剔去其中飽含的"動感/向前"之意，而集中在它所傳達的既試圖超越，但又堅守兼顧在兩個領域中的某種平衡。我們當然仍然需要腳踩大地，但同時也需要在不同的空間和領域中"突圍"。

比起前幾年，這幾年我們的工作更多集中在城市，這既有客觀被動的因素，同時也自然順應著我們工作的推進步驟--早在村里的時候，就有一些人問我們，你們老說鄉村建設，難道城市就不需要建設嗎？

城市當然需要建設，但需要的肯定不是目前這樣模式的建設。難道不正是那種有問題的"建設"才讓農村的各種資源都單向的流入城市嗎？可正是這種此消彼長的關系，提醒我們注意到，城市和農村從來都不是可以相互獨立的兩類空間，鄉村建設也不可能在"城市外"孤立的完成。

因此關注城鄉，不是簡單說我們的領域轉移或擴展了，更重要的是從"關系"角度切入，我們可以看到原來沒被注意到的許多方面。

2007年4月12日，就在開春新一期農民培訓班的第二天，我們的培訓被迫轉移到北京，而之前各方面都預示著我們的各方面工作將按原計劃順利進行：中央電視臺"名嘴"王志剛在學院做了一期新農村建設專題節目，播出后在全國引起很大的反響，引起包括各地干部、志愿者和企業家在內的新一輪"來訪合作熱"；努力并等待多年的《合作社法》終于出臺；生態建筑已經在河南蘭考生根發芽；我們的全職志愿者也達到最大規模--常駐人員將近20個；因為各方面的來訪和培訓需要，我們自己動手，手工做了一批衣柜衣架，把三排宿舍全部改裝一遍，實現了可同時接待100人食宿的最高目標；而1月份我們系統認真的反思總結會剛剛開完，并且為未來的1-3年制定了詳細的發展計劃......總之， 無論是農民/志愿者培訓、生態農業、生態建筑還是翟城村的各種試驗性工作都在近四年的彷徨和掙扎中逐步清晰了思路并積累下了最寶貴的經驗與團隊；難得回趟家的同仁們剛剛回來，都希望展開拳腳大干一場。最后，我們還是選擇了離開！

 新修的生態禮堂

2007年春節剛貼上春聯的生態廁所

 具有鄉土特色的垃圾分類系統

雖然不知還能不能回來，然而我們還是認認真真的打掃了每個房間，將校園中的幾處小景觀工程繼續做完，堅持好最后幾天的垃圾分類，分頭到給過我們無數溫暖和照顧的村民家里坐坐，雖然不告別，但希望用我們的眼和心去感謝那無數普普通通的人們。

2007年5月16日，雖然沒有通知，村干部和老鄉們還是一大早就來送我們。在老書記飽含深情的話后，周圍看了一圈，已經分不清是村民還是我們的志愿者，擁抱和淚水之外，就是心里的一個信念--翟城、鄉村建設，我們的起點，我們魂牽夢繞的地方！

2007年5月鄉建同仁合影

2007年5月與翟城村村民合影  

這幾年來，我們當然有過因能力有限而不能滿足村民期待的惶恐與焦慮；我們當然也有因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與村民們或大或小的誤會；村民們也會在"蜜月"之后有過各種各樣的抱怨；也自然有因部分失望而關于我們的各種謠言......然而，平平淡淡才是真！

至今我們還很驕傲，我們沒有像很多年前自己所鄙視的那些"研究者"一樣，我們和村民絕不僅僅只是工作關系--不管工作多忙，至今我們每年都盡量集體回去給村里老鄉拜年并送年禮；村里人至今仍然會給我們發短信；村里的大爺來北京時也會來新農場找我們；如果有需要，一個電話，第二天翟城村還帶著熱氣的手工月餅就會以成本價送到我們的北京辦公室.[FS:PAGE].....

更讓我們感動的是，幾次回去都發現那個充滿著理想和希望的校園除冷清和長高了的草之外，竟然沒有大變！我們工作人員留做個人紀念的鑰匙竟然還能打開房門，走時我披在椅背上的舊夾克一點都沒動，就像某次出差回來的場景一樣。時間仿佛凝固了，還不斷有村民熱情如故的問我們什么時候回去。

活著，就是勝利！--原來，翟城村的各種困難還都只是給我們的"適應性訓練"，離開苦心經營多年的實體，十多號人，前途渺渺，除了搬了無數次家的身累外，心累是更大的折磨。因為外部越來越大的壓力而轉移為內部或大或小的裂隙，因多年積累嘎然而止而產生的自我懷疑，因部分同仁暫覓新途而失落惆悵......總之，"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這樣充滿詩意的話，拆開看，竟是多少的掙扎與無奈。

也正是這樣的艱辛，讓我們提前結束了"育苗期"。我們開始被迫學會真正的和公司合作，真正的摁下"偏見"而與城市中產階級交流，我們不僅只是將"外圓內方"變成農民培訓時的教條，更讓它成為自己的組成部分與必要策略。雖然，也有許多友好指責我們因此而變得"不純粹"！為什么要與當初所批判的資本或中產階級"妥協"？

我們仍然只能報之以笑，就像在鄉建學院時，總會有各種來訪者和志愿者問：你們為什么這樣做？你們還能"活"多久？你們為什么能活？你們憑什么活下去？你們能改變中國的大環境嗎？（潛臺詞：如果不是，就是烏托邦！）......其實"問者"心中早有答案，只是需要通過如此的反問，來驗證自己的判斷，然后獲得某種"就是嘛！我猜的對，不過如此！......"式的心安與滿足而已。可重要的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問題并采取這樣的提問方式？在當前如此復雜之社會文化脈絡與各種利益充分"共謀"下，還有真正的"純粹"嗎？那難道不是更大的自我欺騙嗎？

接待包括學生、志愿者、農民、媒體、國際友人在內的各種來訪者

就在這樣的"不純粹"下，我們保持了原班人馬中的大部分骨干，在京郊的農場上默默耕耘了幾年，頑強的繼續著生態農業、城鄉互助、消費者教育、實習生培養等工作。

2009年12月新一批鄉建同仁

2010年1月北京小毛驢社區支持農業交流會現場

 生態建筑在四川地震災區

在這寂靜和寂寞的幾年里，包括自己在內的各種聲音經常會問，為什么我們要選擇如此低調！

既因為我們希望能把"根"扎的更深，更因為我們試圖在抗拒某種帶著"悲情"元素的NGO邏輯。

在一次鄉建骨干交流會上，北京大學的戴錦華老師說，世界上大多數的反叛運動與另類實踐，多少都帶著一種悲情色彩，正如有人說現在很多的NGO領袖都是悲情領袖。而她理解的這種悲情包含著三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請看一看"我們"的不幸，正是"你們"陷"我們"如此的不幸，"你們"是如此的不義；第二種悲情是，"你們"多么無恥，"你們"有多少罪惡，"你們"的罪惡就成了"我們"的正義。歷數對手的罪惡以成為一種斗爭手段，當然可以，但敵手的不義并不自然地證明我們的正義，我們的正義是需要自己去建立、闡述和實踐；而第三種悲情，"你們"看看"我們"做了多大的犧牲，你看看"我們"這些人是多么的高尚，"我們"做了多少"你們"不能做和不肯做的事情，這是第三種悲情......一方面，且不說在這樣一個極端冷酷甚至不再"偽善"的世界，悲情是否有效？另一方面，一味的展示苦難議題，在某種意義上不僅在不斷復制并"自我實現"著苦難的邏輯，更讓我們悲觀的忽略了苦難中人民的生命與創造。而一個社會理想狀態的出現，從來都不是事先人們構想出來的，基本都是那些在絕望中的人們，或者說不甘心這個世界就這樣下去的人們創造出來的[1]。

想想自己，大學幾年，表面上自我感覺良好，似乎自己關注弱者的"道德高度"已然讓自己充滿了正義與崇高，內心總[FS:PAGE]被一種犧牲者/先行者的悲壯情緒所激蕩，然而，悲壯悲情的另一面不正是自戀和自憐？"犧牲者"自我定位的另一個面向不正是"受害者"？

"激情"與"悲情"似乎只有一字之差，然而當我們必須仰賴"悲情政治"來完成某種動員或自我認同建立的時候，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沒有更為強大和說服力的一套說法與邏輯可循，更核心則是缺乏一套不同的價值觀與對社會運動的評價標準。難道它不也同時意味著自己對那些主流想象所折射出評價的屈從。它不僅沒有去尋找真正的別樣可能，它還掩蓋了很多新的空間，取消了進一步自我反思和將自己個體的實踐行為與周圍的社會文化脈絡進行扣聯的可能性。

然而，當"悲情"似乎成為弱勢者的最后武器時，我們不應該只是簡單的加以"拒絕"--它無疑更加粗暴的"打發"了弱勢者的最后"據點"。我們更應該重新進入復雜的歷史現實脈絡與社會文化張力中，尋找更為有效的反抗力量和行動主體！

跳出"悲情/犧牲者"還意味著另外一種提醒--我們如何擺脫"好人好事式"的看待鄉建！雖然，正是因為主流聚光燈對那場歷史運動"難得"的凝視，才讓我們有可能續入那段歷史。但也只有先將"光環"拆下、改變那充滿敬畏的仰視，我們才可能真正學會"平視"，才能自覺的抵制主流媒體所強調和復制出的社會結構和等級差異（為什么是博士"下"鄉？），才能讓我們真正的學會平和而不留戀于曾經的"風光"，才能以此掙脫各種意識形態的陷阱。

拒絕"好人好事式"敘述，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否定或稀釋其特殊意義（相反，越是平和，越能發現堅持中的艱難）。而是擔心因此轉移了嚴肅思考與進一步深度進入的可能性--因為過度的關心"果"，讓我們在不自覺的與"成王敗寇"邏輯相妥協中滑入那個將自己續入現代化進程的"功名榜"，而讓更為重要的"因"得以逃脫！

而鄉建的內在困境及其在矛盾張力處"突圍"的真正價值，卻可能在我們"欣賞/回味"的態度中轉移為某種不堪回首和苦盡甘來的代價！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鄉建需要"自我辯護"，不如說鄉建更需要"借題發揮"！因為，鄉村建設的生命力正在于其不斷與社會進行的互動與斗爭中，而任何思想資源和社會行動都不可能在"畢其功于一役"中安享曾經的"戰功"！

只有這樣，鄉村建設才可能不成為某種片刻的歷史停留！鄉建的真正精神不應只是簡單的優缺點分析，更不是評功擺好、建碑立傳與"邀功迎寵"，而是在挑戰主流社會運作邏輯和評判標準的同時保有某種共同的"不甘"，從而讓我們以另一個角度逆向地發現一部中國近百年來追求/反抗現代化的歷史與遭遇。

反思"悲情"，無疑是痛苦的。它既是自我解剖，也是一種更高的自我要求。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放過另外一種同樣有效和隱蔽的消解力量--"犬儒主義"意識形態。

"不過如此！又能怎樣？......"，它以某種"看透一切幻象！"式的洞察力構建起一個更大幻象--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即"這里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可能性")。

看似通透，實則取消"反思"，讓我們失去了某種實踐中必要的敏感，消解或消費了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更讓社會運動中的相互攙扶與理解失去了基礎，甚至掉入另一種對既有秩序和權力的無條件承認。

但鄉建首先是一種新的生活態度和處理各種關系的新思路。所以，我們只有"跳出"以上包含著各種誘惑的主流邏輯投射，才能真正擺脫這種讓我們日趨無力的話語"游戲"。

而對于我個人來說，因為在鄉建學院中負責的是各種培訓，離開翟城后，雖然做過一些其他的努力，還是發現短期內無法直接的繼續原有培訓。同時，這么多年來，我也慢慢厭倦了NGO圈內某種程度上的自說自話、運作邏輯與鸚鵡學舌。花哨的包裝、時尚的流行與眾聲喧嘩般的滔滔不絕，仍然掩蓋不了語言和思想的極度貧乏，鈍于反思、輕視學習，最后只能"異化"為朋友們玩笑般的戲稱--"大白紙+記號筆+NGO話語"，[FS:PAGE]似乎每過段時間都可以在不同的會上碰見很多同樣的朋友，聽著同樣的話，玩著同樣的游戲，學著同樣的"項目書"寫作技巧...... 

所以就提前開始了自己心中早已有的計劃--回到"象牙塔"，但同時也在其中開辟另外一個"戰場"，以繼續自己的"不甘"與對另一種狀態的嘗試：在行動上"求同存異"，而在思想上"求異存同"！

于是我來到了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不會粵語、沒有任何文科基礎和"當逃兵"的內心不安讓我在痛苦煎熬中過了前半年，但它也堅定了我的決心，如何珍惜這樣"借"來的時間和空間，認真系統的學習和反思，總結這幾年鄉建同仁們積累的寶貴經驗，為一線的同仁提供一些的新視野和交流資料。

如此工作的第一步無疑是對原來被自己輕易"鄙視"的"學院知識"的認真對待。發現雖然各種與"鄉建"相關研究資料不可謂不多，但其種種表述、歸納和所謂之研究，多落入"改良主義、民粹派、定縣/鄒平、危機－反應......"之類的老套，往往作繭自縛般地將鄉建與鄉建所努力反抗的各種敘述/社會思潮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系人為地進行割裂，讓歷史鄉建和當代鄉建所提出共同的要害命題（如對知識分子和知識的重新想象、對精英文化的批判、對"非農化"的警醒等）輕易地逃脫，從而使歷史和當代鄉建運動的深刻含義及深層呼應只流于表面與形式，歷史鄉建對現實的啟示似乎只剩下當年具體經驗的重述、對鄉建實踐者精神或道德上的景仰，然后就回到現代社會的處事邏輯，迫不及待、高效輕易地進行了分類打分與成敗論定！

而實際上，鄉村建設實踐一直面對全面都市化、全球化和現代化洪流所產生的各種反應，其對即將被"現代化"摧毀拋棄的傳統/農業文明/文化等元素的處理與陷入的困境，其對另外一個世界的想象和遭遇，以及主流社會對這些另類思路的反應與互動，本身就構成了我們反思有著幾千年農業文明的傳統農民大國面對"現代化"困境的絕好癥候（symptoms）。

然而，如此以"知識"為戰場的實踐，絕不僅只需要處理知識脈絡本身的問題，更需要面對知識場域之外的問題。--我們如何面對"社會運動"與"學院"長期的相互隔膜與"輕視"？進一步說，如何防止將實踐與理論對立起來而導致"反智"趨向？

我們當然需要一種對知識和知識分子角色的反省，因為面對當下社會，知識分子無論是擺出"躲進小樓成一統"的規避和清高，還是懷著對前現代社會自戀式鄉愁和烏托邦志向，都不足以真正地應對問題。但這種反省也不應是"回到一種知識分子原罪式的自我鞭撻中，或重新陷入到一種知/行對立的悖論當中，更不是要即刻做出‘行動，還是思考'的抉擇---這正是現代性話語內在建構出來的困境。而應該對整個我們所擁有的思想傳統和思想資源的一種反省和再度整合[2]。"

同樣，我們當然要反思和"象牙塔"高度關聯的"城市"，但那并不因為城市就具有天然的罪惡，我們要反思的更應該是那個寄生的、高消費的，同時以自己為參照去剝奪農村，并讓農村因之而衰落的制度設計及價值觀念。而我們首先需要承認，無論現代城市、現代教育、現代知識、知識分子，這些都不應該被簡化為某種"純粹"，它們都生產于"現代化"的土壤之上。知識界和土地，學者與農夫一樣，都是在"生產"；筆、鍵盤和鐵鍬一樣都是工具。重要的不是"產品"的表面形態，而是如此"生產"是怎么進行的？是什么樣的土壤孕育了它們？是在土壤改良，還是讓我們的環境日益"沙化"？

如果這樣想的話，我們既無需沾沾自喜清高自居，也斷不可對"誤入"知識圈而道德負疚妄自菲薄！

而鄉建始終就兼顧著理論和實踐這兩層屬性，它更提供了一個載體，讓我們有可能感受理論和實踐中間的灰色地帶。其之所以是理論，因為它要對抗一種敘述；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實踐，因為它要改變那樣的一種現實！

碩士兩年很快過去了，一些偶然讓我留下來[FS:PAGE]繼續完成博士學業，于是我決定更加系統的將當代鄉村建設的總結和反思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并將其放在更為宏觀的百年中國現代化史中加以考察。所以，我給自己定了三個無疑都很有難度的目標：

一方面，對于資本主義及所派生出來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學科內部無法很好回應的"三農"議題，我們可以有一些什么樣的新視野？；另一方面，通過重新定義"鄉村建設"，更準確認識中國現代化進程對"三農"的影響及其所產生的反抗/對話？--即"跳出鄉建看鄉建"！進一步反思"革命"、"改良"，同時通過對"鄉村建設"的具體討論以完成對80年代以來中國各種社會傾向的批判（精英主義/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冷戰意識形態/犬儒主義......） ；

最后，總結反思鄉村建設實踐，在新框架下重新敘述鄉建的歷史、條件、意義與限制，為鄉村建設要個"說法"！此"要說法"，說來有兩重意思：一是，我們需要跳出來，面對各種不同程度的"污名化"或"好人好事式"庸俗解讀，澄清定位--我們到底是什么！想干什么！這種要說法，不是自我辯護，也不是"邀功立傳"，而是以此才可能在重重模糊的陷阱中突圍！二是，就像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在西方中心話語內部說不清一樣，發展中國家的"三農"問題，也會在現代化主流話語中走形，或只能復制一樣的邏輯。我希望以此為起點，重新建立一套從"三農"或底層為視角的敘述，以質疑和挑戰那些將"三農"邊緣化的現代話語敘述。

而香港嶺南的文化研究系，除讓我在嚴格又寬松的學術環境中"享受"思考的快樂和痛苦，她更大大的開拓了自己的視野。

我發現，并不是所有的學科都是那么的"偽善"與脫離實際，文化研究的開山祖師們竟清一色從社會運動或英國工人夜校中起家的；我發現，原來大學教授們竟可以完全沒有架子，甚至不需要以年齡、學識和權力來維持強化師生秩序，赤手空拳的和學生們以同樣的姿態站在社會運動的最前線，真正的言傳身教，亦師亦友，甚至直呼其名而不會讓學生們覺得任何不妥；我發現，原來大學同學可以這么多的來自于社會運動的第一線，課堂上隨時有遲到者，但絕不是吊兒郎當，而是剛從社會運動或工作一線下班回來，拎著晚餐，趕一個多小時公交過來和老師同學們激烈的討論社會問題與社會批判，其中，既有中學老師也有資深社工，既有媒體記者也有電影導演，還有每周從澳門坐船過來......

就在這樣的氛圍下，除了留出1/3時間通過網絡為北京的同仁分擔一些工作外，我竟然在香港也搞起了鄉村建設--在自己的住所中嘗試垃圾分類與廚余堆肥，給香港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們介紹"三農"問題與農業的多功能性......

一天清晨，當我在嶺南校園中看到那些環衛工人辛勤勞動時，我忽然明白：城鄉間的"跨越"，不僅是地域，更是心態，不僅是內容，還是視野！

四、鄉建是什么？

經常有無數人問我們，鄉建是什么？開始時總認為很簡單，就是鄉村的建設！它直接聯結著"三農"問題，它是"三農"危機到了一定時候的必然"反應"。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進行"取巧"，鄉建是什么可能不清楚，但我們可以知道鄉建不是什么！--這些在上文中已經多多少少通過反思和批判進行了界定。

但這些，總感覺還是不夠，雖然鄉村建設和本文都無需一個學究式的定義，然而類似的深入思考與準確描述訓練似乎還是很有必要。

個人認為：中國的鄉村建設是在近代史中超越現代化意識形態而延續至今的一種社會運動，是一個原住民人口大國的"三農"在追求快速工業化發展而被迫承接負外部性以及傳統社會結構/文化價值崩潰的雙重影響下，知識分子與農民結合起來嘗試在環境和資源約束下，尋找非主流現代化、非資本主義、非西方發展模式的努力，以及因此而與受到的各種困難和限制斗爭的過程。

 是故，中國鄉村建設正是"后發現代化"國家在追求現代化[FS:PAGE]（及其衍生出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內在產物/對應物。其同步于現代化進程，但它又是某種另類現代性，與主流現代化有著不同程度的張力與沖突。

而在資本主義內部，從馬克思本人開始至今的各種論述中，"三農"問題始終無法很好的被回應與內在包容，故被派定為一個邊緣化的位置，只能模糊的指稱為"落后"進而以"他者"的身份"轉移"。但其仍需正視農業作為人類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存條件，因此一方面通過外部殖民或不合理的世界經濟體系以轉移農業生產壓力及現代社會所產生的過剩人口；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把希望寄托在"化學農業"、"石油農業"與"生物農業"所帶來的新增長，然而，這些又十分現實的遭遇到"能源危機"、"環境危機"和"人類安全"的諸多限制。

因此，鄉村建設的主要努力即希望改出資本主義體系及現代化發展路徑以及其所產生的路徑依賴，進而緩解其對"農民權益、農村治理、農業可持續（即‘三農'問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雖然，鄉村建設總體上強調"建設性"的態度與"改良"的行動，但實際卻一直對主流發展模式、現代知識生產體系、"冷戰"前后"二元對立"的社會思維進行著"反叛/對抗"，不僅希望而且嘗試在現代社會各種危機不斷加劇的壓力下，尋找"另類"的發展道路。

所以，鄉村建設代表的不僅是非暴力的積極進取，而且是廣泛合作的進步力量；本應"限定"為--它包括所有站在被資本主義現代化所邊緣的弱勢群體一邊，為尋求減少被剝奪的"另類"發展而采用的各種建設性行為！

然而，鄉村建設所帶出的各種相關問題都不同程度地按照現代化的內在要求而被不斷地再現（representation），正是因為各種現實壓力和現代化的"模糊性"使然，相伴出現了與以上目的迥異但卻以相同名義出現，姑且可稱之為"偽鄉建/反鄉建"的不同力量。雖然表面上兩者互相競爭、此消彼長、"水火不容"，然而在現實實踐內部，兩者卻存在著復雜的"張力"，筆者嘗試大膽的將其都歸為"廣義鄉建"，既可以在比較中讓我們看到"真鄉建"本質與"先在"困境，還讓我們可以更為準確把握"現代化"的深遠影響、其內在限定與可能空間。

人們易獲認同的，往往只是晏、梁等人及當代不同派別（小類型）的"民間學者推動型鄉建"，但"廣義鄉建"所更可能給帶出更為特殊的視野--鄉村建設從來不是孤立和純粹的存在，其緊密的聯系著社會思潮與文化社會脈絡。鄉村建設實踐雖然一直立足于"三農"，但卻并不拘泥自限于單一的社會實踐/目標，它始終平行內在于百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直同步并置身于各種社會改良思潮/困境/爭論的前沿。

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建設不是一種先在的預設、理論的俯瞰，而是一種在地的實踐，深刻的體認和自我的反省。

要回答鄉村建設是什么，也可以說鄉村建設改變了參與者什么？在這改變過程中存在著什么樣的沖突與困境？

像我這樣的參與者雖然進行著鄉建，但卻仍然長期身處"反鄉建"的環境之中，依然帶著"反鄉建"的諸多元素。  

比如，多年現代教育讓我們的"主體性"似乎得到完全充分的彰顯，飽含的激情與能動性讓我們努力執著的追求答案！重要的是，我們都相信這個世界上某處存在著某個給定的準確答案--比如，既然當前社會危機重重，肯定就存在著一個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其他的矛盾自然將迎刃而解......鄉村建設也因此被建構成一個看似無矛盾的整體，經過了歷史和時間的"化妝"，那個曾經充滿著無數矛盾、偶然而又復雜的社會實踐，今天被包裝呈現的如此整齊光鮮，進而可以被簡單的命名與分類。

可這種思維定勢卻大大妨礙了我們聆聽鄉村建設的內部"細語"（small voice）與差異（difference）。

所以，我們既要質疑和挑戰這種唯一答案般的思考方式和評價體系，更要從各種"反鄉建"中開發培養鄉建的真正主體。

仔細說來，我的2000-2009就是在不斷的解構和建構著這樣的"新主體"。而鄉村建設和另類選擇是我最重要的兩個領域與緯度，前者給了我基本的活動空間，后者則時刻提醒著我不斷反思之必要。 

2010年，我注意到的第一個文化現象無疑是《阿凡達》的全球震撼，不僅是又一部以環保為題材的"政治正確"電影在全球如此之賣座，也不僅是據稱可以刷新世界電影史的3D視覺奇觀；相反，刺激我的反而是許多來自環保界的叫好聲：似乎借助好萊塢的強大力量，環保議題、對現代城市文明的反思以及那句"no home, no hope"的經典臺詞已經讓全球觀眾自覺不知覺的關注著環境與人類貪婪，而這，是多少民間組織和環保團體日日夜夜的夢想！

然而，"野蠻-文明"二元對立的思維再次揭露了我們的貧乏想象力；片中的各種外來者，不管是正方還是反方，難道能改變其作為不同時期不同方式的殖民邏輯本質嗎？它卻如此有效和狡猾的通過消費、科幻和另類結局的呈現而讓人們在想象中抹去那現實存在著的美洲500年殖民史。

如此的"想象性解決/拯救"必須依賴高科技才能成功，逼真的效果毫無疑問贏得了我們認同。然而，隔著眼鏡，我們卻是絕對安全的，坐在高檔舒服的豪華影院，吃著爆米花可口可樂，我們接近真實，但卻不會傷痛--就像現代高科技戰爭輕松干凈按下按鈕的瞬間永遠不會有舉刀殺人的夢魘與內疚一樣。或許我們天真的期待如此的"寓教于樂"會讓環保議題老少咸宜，但我們不要忘了，耗資數億的影像奇觀、重建3D影院需要以砍伐多少棵樹，耗費多少能源為代價，我們還可能如此樂觀嗎？

《阿凡達》時代談鄉建，無疑讓我們看到：當前各種消費和消解的力量正以各種包裝名目有效迅速地參與到種種"隱形書寫"中，以實現某種呈現中的建構。而"別樣選擇"從來不代表著在一片嶄新的空間中重新來過！它一定是更為現實的從已有社會文化結構中生長出來。

似乎，勝利從來不會隨大隊人馬蜂擁而至，也斷不會有一個"2012"般準確的到臨時刻，更重要的是，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會是那部災難片中如此幸運的主人公，我們只屬于那些"背景般"買不起10億歐元船票的普通人。

而當下鄉村建設的舉步維艱與處處陷阱，或許因為：它根植于現實，但卻屬于未來！

于香港屏山上璋圍村

                                                 二〇一〇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