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昆，1969年在豐盛中學教室，那時狂熱喜歡攝影。

“我倒沒有想以攝影的方式介入到那場運動，就是每天都去。”
《大師》：我們先從您自己聊起，再聊聊四月影會。您是怎么樣走上攝影道路的呢？
鮑昆：我從中學的時候就喜歡，上中學的時候因為文革沒有別的事情，就跟著一些大人學攝影。
《大師》：中間有沒有什么人對你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在你的攝影道路當中？
鮑昆：沒有。當時沒有，在學攝影的時候是沒有的。如果說當時早期的時候，有一點點影響的是布列松。我算是了解布列松比較早的，在1980年我就知道，而且當時我已經有一本他當時在世界上最走紅的《決定性瞬間》的畫冊。但是那個時候對布列松也不是特別的知道，不是特別知道……喜歡他的作品，喜歡這種感覺，談不到對他有特別的了解，知道這個名字，也知道這個照片。到了1983年以后才知道他是世界上特別有影響的攝影師。
《大師》：當時“四五運動”那會兒你是一個什么樣的攝影狀態？
鮑昆：“四五運動”的時候，我倒沒有想以攝影的方式介入到那場運動，就是每天都去。但是我那時候拍的照片不多，我拍的照片不是很多。
《大師》：拍完那個之后會有危機感嗎？它的保存？
鮑昆：那個時候很有意思，其實那個時候我正在照相館工作。雖然我沒有拍照片，但是我沖洗了大量的群眾拍的照片。這個東西后來全都沒收了。那時候沒有人自己沖照片，很少，極個別的。絕大部分人拍完照片就送到各個照相館沖。我當時工作的照相館正好是在三里河地區，它是一個干部家屬宿舍在北京最集中的地區。首先這個群體政治意識參與高，第二他們家里條件一般比較好，基本都有照相機。
所以當時在那沖的膠卷的量特別大，以至于我們都加班沖膠卷。但是那個膠卷沖到第三天的時候，實際上在“四五運動”剛被鎮壓以后，第二天月壇派出所就來了，來了就把所有的膠卷全部收繳了。我印象中收繳了大約四五麻袋，量非常大。那里面有很多很棒的照片，因為我沖膠卷的時候，我會看。
 

“中山公園蘭室，人都要排隊進。太多了，屋里都是臭味，人的汗味。”
《大師》：之后到1979年的時候，四月影會的發起過程……
鮑昆：都跟我沒關，我實際上參加四月影會是比較晚的，我是第三屆參加的。第一屆、第二屆，我都作為一個參觀者，我跟大家有點不同，當時我正在高考。每天都在學習，一方面還要工作，所有時間都在復習功課，準備考試，就沒有太參與社會上的這些活動。1979年上大學以后，在學校參與了攝影，就認識了大家，包括凌飛。在1981年就參加了第三屆四月影會展。
《大師》：第一次、第二次影展的時候，你有沒有去看過？
鮑昆：當然都看了。
《大師》：當時什么感覺？
鮑昆：非常好，特別激動。第一屆跟大家的回憶是一樣的，在中山公園的蘭室，人都要排隊進。太多了，屋里都是臭味，人的汗味。4月份很多人還沒有脫棉裝。所以進里面就大汗淋漓，進那個屋子就是一股怪味，人味，特別有意思。
“每次都是大家自由投稿，你找個人送過去，最終是王志平幾個人看看。”
《大師》：有沒有印象特別深的作品？
鮑昆：當時有，我印象深的，那個時候我很喜歡李曉斌的作品。
《大師》：第三次影展去參展的時候，有沒有什么條件才可以去加入他們？
鮑昆：沒有，四月影會是一個很民主，很開放的組織。實際上四月影會雖然在第二屆以后幾個發起人，其實也沒有嚴格的發起人，如果說特別嚴格的發起人，只有王志平和李曉斌。整個四月影會的過程，它是一個很民主，很開放的體系，不是像現在什么攝影協會，你要入選批準你，都沒有這個。后來第二屆的時候舉辦完以后，李曉斌他們曾經開過一個會，說以后是不是要有類似這么一個組織，但是這個制度并沒有實現。
實際上每次都是大家自由投稿，你找個人送過去，最終是王志平幾個人看看，他覺得還可以就行。但是這個看并不是一個固定的群組，比方說有一個審核委員會。四個人或者五個人也沒有，主要是以王志平為中心。今天可能是這幾個人來現場，那幾個人在現場，大家七嘴八舌說這個不錯，應該是這么一個狀態。
“王志平的觀點，所有參加過四月影會展覽的人就算是四月影會的人。”
《大師》：第三次影展的時候，評選的過程你參與了嗎？
鮑昆：沒有，我參加四月影會是非常晚的。但是只是因為王志平的觀點，所有參加過四月影會展覽的人就算是四月影會的人，他是從這個理念出來的。實際上第三屆的時候，已經參與的人很多了。后來因為我參與以后，跟他們大家的關系不錯，就顯的我是。后來也是因為我一直在做這些工作。就被很多人一提起來，認為我是四月影會很重要的人物，其實我參與的非常晚。

鮑昆攝影作品 1973年9月，北戴河駐軍在揭批林彪的軍事路線。
“第一屆展出的照片基本就像家里的照片墻一樣的，能掛，找個地方就掛起來。”
《大師》：就你的了解，第三次它的影展選出來的作品有什么標準嗎？
鮑昆：應該沒有標準，基本王志平他們看著差不多就完了。四月影會的興旺和王志平的性格有關系，因為王志平并不是一個特別的，用今天的話叫“較真”的人。只要還可以，除非地方不夠了，一般他都……所以第一次四月影會展的時候，在中山公園那個時候特別好玩。太民主了，一方面是民主，二也是當時的條件，所以當時展出的照片全都是有這么大的，這么大的，而且你掛著也沒有像現在做策展的，有一個很嚴格的，按照博物館、藝術館的方式大小很嚴格的，基本就像家里的照片墻一樣的。能掛，找個地方就掛起來，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

“四月影會讓攝影回歸到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東西，可以用相機表達自己。”
《大師》：你第一次，第二次都去看了，第三次自己去參展了，這三次它有什么樣的變化嗎？
鮑昆：當然有了，第一次的展覽基本就是一個回歸。原來攝影它是一個非常官方的東西，必須有一定權力的人，甚至說攝影有一個機會在去展示自己，是很官方的東西。而且那些年，物質也不發達，所以有照相機的人也不多。但是四月影會它突破了一點，讓攝影方式和媒介回歸到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東西。回到每個人的，我都可以用我手中的照相機表達我自己，這是四月影會最偉大的貢獻。也是它作為文化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大師》：您說的是第一次，還是這三次？
鮑昆：這三次都應該屬于，直到四月影會終結。因為四月影會它是一個特別民主、自由的團體，很獨立。它也沒有太多嚴格的制度，那個時候四月影會就標志著攝影媒介的社會屬性問題。攝影它既有藝術的一面，更多是一種話語方式。這種話語方式，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民主性和普及性。四月影會從一開始的時候，就具備了這個特征，這是一個特別難得的，它不用像說我是什么攝影家協會，我要有一個門檻，你來了以后，要符合我的展覽理念。政治上不能出問題，基本上沒有這個問題。
 

“第三屆唯美的特征非常明顯，很像后來大家批判的沙龍唯美主義的攝影。”
《大師》：我看到您的文章里面提到說，第三次影展它在表現手法上面是不是？
鮑昆：有這個問題，第一次就是非常民主，第二次基本延續第一次的路子。第三次就出現變化了，第三次因為文革以后，國家的整個社會生活恢復的極其迅速。開始國家的各個部門，都開始走正常化。大家的收入，那時候就是芝麻開花節節高。每天都在漲。
攝影的人一下子就很多了，而且當時壓抑了很多年的，要求藝術的思想，那幾年基本上是占主流的。突然發現攝影人很多，于是所有攝影人漸漸出來一個理念，強調攝影的專業性，專業化。這個專業化表面說意思是你什么東西都做的很到位，但是提這個東西過程中，就會提出來一些你是不是藝術，你拍的好不好。所以到第三屆的時候，那種唯美的特征就非常明顯，很像后來我們大家批判的沙龍唯美主義的攝影，很好看，做的也很精良。
展覽呢，原來由一個很民間，很偏的兩個公園，一個中山公園，一個北海公園，一下子就蹦到了所謂中國最高的藝術殿堂，中國美術館。其實暗中隱喻的東西都出現了。它越來越回歸到一個社會的大眾化主流的東西出現了。
“第三屆實際上它就沒有像第一屆四月影會所帶來的鋒芒和沖擊性。”
《大師》：可以說當時第三次影展，四月影會它能夠表現當時主流的……
鮑昆：它未來20多年的路子基本上都呈現了。主流意識這種唯美、好看，就很強調那些東西。
《大師》：那你怎么看這種主流意識？
鮑昆：這個主流意識，它形成有它的歷史原因。官方很喜歡，官方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娛樂化的東西，它認為這個東西沒有任何害處，有利于社會穩定，大家都高興。實際上它就沒有像第一屆四月影會所帶來的鋒芒和沖擊性。
《大師》：辦了第三次之后就沒有再辦了，為什么呢？
 

1973年在西單商場照相部工作的鮑昆

鮑昆：關于四月影會的解散，實際上最有權威的解答就在《永遠的四月》這本書里李曉斌的訪談中。他把它說的清清楚楚，你們可以看這個書就可以。當時議論這個事我確實在場，但是李曉斌他回憶中是我沒在場，這個就沒法說了。我說我是在場的，每次都在場。當時有李曉斌、王志平、王苗議論這個事。跟李曉斌所說的是一模一樣的，李曉斌就說，我們認為四月影會我們自己干這個事已經完結了，沒有必要再做了。王志平他們也覺得很累，很煩，那就好吧，就不做了。
不做呢，我印象中說過兩次，議論過兩次。第一次印象是我們四個人在那，王志平就嘟囔了幾句，說又要展覽了。這事我還得忙，怎么辦？后來旁邊我記不清，意思就是那就算了。又議論過一次，第二次議論在王苗家里面，比較清楚了。最后還說到要通知一下立平，因為立平是這些人的老大哥，大家比較敬重他。后來通知他，那天我也在。立平來了以后，就跟立平說，我們考慮不做了。
立平當時我印象中好像端著酒還是茶，立平說我同意，我們四月影會歷史使命已經完結了。我們把事做完，我們不能老在這了。那個時候我知道立平所說那個話的時候，因為立平年齡最大，他考慮問題比較深思熟慮，他也覺得四月影會從一開始就跟官方不是……身份的色彩有一點另類，它實際上一直還是受到有關部門的注意。立平他的考慮，我覺得我能感覺他的意思，我們開拓的事情已經做完了。再做沒準會惹出各種各樣的麻煩，可能有點那意思，沒有直接那么說。但我能感覺出來是這個意思。

“本體之爭是思想之爭，和解體沒有任何關系。”
其實解散它我想可能也是一個因素，這個東西心照不宣。因為四月影會在第一屆的時候就遇到了很大的危機，危機實際都是羅小韻解決的。應該說羅小韻對四月影會有很大的功勞。當時羅小韻的父親很高的職位，地方的公安部門，實際上地方公安部門一直有動作的，但是就礙于這個，也是因為鄧力群是支持四月影會的，它一直安然無恙。
我經常這些年碰到各種各樣愿意探究這段歷史的記者找我，他也經常談這個問題。他就說為什么作為新時期思想解放的三個重要的，應該說有四個，還有一個無名畫會，無名畫會被歷史的聲音給淹沒了。還是按照三個說法，其他兩個都沒有得到善終，只有四月影會是非常平穩的壽終正寢，壽終正寢實際上就是這些元素。
《大師》：我看到您網上流傳的版本，關于四月影會為什么解散，大家可能提的很多的就是關于成員內部，關于攝影的本體之爭是這樣的嗎？
鮑昆：沒有，別人又誤會了。這個之爭有，但爭也不是那么厲害。尤其是和解體沒有任何關系，沒有因果的邏輯關系。爭是因為思想之爭，并沒有把思想變成一種政治上的結果。這我太清楚了。

“這種精神就是一種自由、民主的精神，貼近生活。”
《大師》：羅小韻說過，她覺得四月影會是一種精神，不是一種機構，你覺得是這樣嗎？
鮑昆：對的。現在大家在談論四月影會的時候，絕大部分95%以上，甚至98%都是同意這個觀點，四月影會它只是一種精神，而不是一個把它落實到什么具體的團體，不應該是這樣的原因。如果它給歷史留過什么遺產，是它的精神，而不是說它留下來一個山頭，不是。
《大師》：什么樣的精神呢？
鮑昆：這種精神就是一種自由、民主的精神，貼近生活，基本就是這些精神。
《大師》：我采訪解海龍老師，他說過四月影會他去看了，他覺得它產生了特別特別重要的影響。尤其是你第三次去參與了四月影會，它對你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
鮑昆：對我沒有什么影響。因為我的觀點都是我自己完成的，跟它沒有關系。甚至在它的理念中，我覺得我還是做過一些貢獻。比如說第三次的時候，就出現很大的爭議。李曉斌的那組照片，我記得印象特別深，我們那時候三回展，我的作品展出之前，實際上我和王志平他們這些人沒有什么太深的關系，是在那個展之后我們之間的關系就非常好。更嚴格說是1982年我和凌飛、古大彥、馬小青，我們四個人在北海做過一個展覽。那個之后我才和王志平關系特別好。

鮑昆攝影作品 1980年，恢復高考后做母親的大學生

“未來大師是他這樣的人，不是我們這些弄花花草草的東西。”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當時在中國美術館第三回展開幕了，一般展覽開幕式我不去，我都是開幕式完了，我就進去了。印象特別深，我轉了一大圈，就看到了李曉斌的這組東西。這組東西它是一個很獨立的小空間里面，我看的時候旁邊的人都在議論，很多人都認識。
因為那個時候的分歧就出現了，絕大部分的攝影協會的主流開始要求藝術畫意，追求小資小調的東西。李曉斌這個東西跟那些人反差太大了，所以那些人還有一個觀點，李曉斌不會拍照片，因為他不會做藝術，他拍的不好看。我當時也不好多表達，只是說，我不是太同意這種看法。我說我覺得李曉斌的東西可能是未來最好的東西，在私下里，展覽之后，這個觀點跟很多人都說過。我說他是非常棒的，未來大師是他這樣的人，不是我們這些人弄花花草草的東西。可是那時候花花草草占主流。一個對李曉斌印象深。另一個是金伯宏。因為那個時候我基本已經完成了我對攝影理念的認識。
那次展覽之后我還給李曉斌組織了兩場他的幻燈放映會，我幫著組織。

“四月影會的精神實際上斷斷續續是延續的。”
《大師》：你現在回過頭去再看四月影會有什么樣的感想呢？
鮑昆：就基本我說的這些，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一段歷史。雖然四月影會所有人都知道，一般公眾也知道，但是對四月影會的精神到底如何實現，大家并沒有任何仔細的討論和深究。我覺得沒有太多考量這個事，像我寫的一些文章，現在一些藝術界的文章中，提到這些。提到這些也都是把它作為一個現象描述，而沒有把它作為一個精神進行仔細的研討，把它作為一個理念確立它，大家都是談，當時有四月影會怎么了，它突破了意識形態的控制，確立了一種，就說到這。實際上四月影會的自由和民主的東西，大家沒有太多的確立。
《大師》：之后有沒有再組織過其他的活動，大家一塊聚會討論？
鮑昆：討論沒有，只是四月影會的精神實際上斷斷續續是延續的。1981年展覽完以后，緊跟著1982年就是我們四個人的展覽，我們四個人的展覽，甚至很多人都誤會了，就認為我們那個也是四月影會。像翁乃強老先生他在網上貼照片，他老是說在四月影會的時候，你看我拍的鮑昆和誰誰誰的照片，實際上不對，那個展覽是我們四個人的。但是大家都認為我們那個展覽是四月影會的精神，這都沒有問題。

“四月影會過去了，但是我們這些人還是以一種新的名義繼續生存。”
那一屆展覽完以后，1983年的時候，王文瀾出面籌備，這個事很多人也不提，其實我覺得對王文瀾是不公平的。后來王文瀾就串聯我們這些人，他就提出四月影會不能解散，找我的時候，就跟我說，咱們還得干呀，四月影會怎么能解散呢。因為我知道當時我在場，知道為什么停止了。我就說，你不知道你別攙和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說弄不起來，我說我沒興趣。但是王文瀾鍥而不舍，王文瀾不斷串聯這個，串聯那個，最后一直到1985年實際上那就是四月影會，只不過換了名字，叫第一屆現代攝影沙龍展。
后來攝影沙龍產生了一些裂痕。那是在1986年《十年一瞬間》時發生這個事，第二回現代攝影沙龍展我們退出了，第三回沒有任何影響。到第四回現代攝影沙龍的名字改成了當代攝影協會。而現代攝影沙龍，從王文瀾這幾個積極倡導者，大家都是口口聲聲地說這就是四月影會，只是說四月影會過去了，但是我們這些人還是以一種新的名義繼續生存。
《大師》：這么多年之后，四月影會延續的風后面還有嗎？
鮑昆：外地有一點，但是在北京后來就沒有了。基本大家紛紛泛藝術化，像北京城很多什么東城區、西城區攝影協會。有一個結果，廣角學會算。當時廣角學會比四月影會更有民間的色彩，因為廣角影會是以崇文文化館，崇文文化館解海龍就在那里，解海龍當時是崇文文化館的攝影干事。但是不是他做的，這個歷史要清楚，是他上面的領導，那個老人特別好，叫劉家瑞，去世了。
我印象特別深，他找我，上我們家，說廣角學會希望你參與。當時實際的情況，因為四月影會雖然它是一個民間的身份，其實具體人的身份上有很多貴族化的特征，這個色彩比較濃。而且這些人水平拍的也好，而廣角學會特別符合大眾，顯的很草根。當時沒有四月影會經歷的那些人，大部分都到廣角學會了。
《大師》：您說的外地包括上海的北河盟嗎？
鮑昆：沒有，北河盟根本談不上。真正四月影會直接有影響的是云南還有廣東就這兩個地方，云南把四月影會的展覽拿到云南去，廣東的安哥他們是直接的（受影響）。
《大師》：你看當時80年代好像那個群體，民間的攝影群體，一下子出來很多很多？
鮑昆：不能說四月影會有直接的影響，它就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因為整個國家的開始，文化全面復興，攝影是一個最快速普及的，隨著生活水平提高了，都有相機了。全國的攝影現象火爆的情況反而我覺得是官方的事。像《大眾攝影》這幾本雜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各地很熱鬧，而且當時《大眾攝影》，我們是1982年辦的展覽，1983年底的時候，他們又辦的，《大眾攝影》接著辦了幾個年輕人的影展，像侯登科就是那時候出現的。

1980年的鮑昆

“在攝影的文化中，我們總是提倡一種新的觀念，有時候我們會矯枉過正”
《大師》：對當時北京的裂變群體和上海的北河盟有了解嗎？
鮑昆：當然了解了，它的成功跟我有關系，我怎么能不了解。
《大師》：您跟我們說說吧。
鮑昆：裂變群體可以說是我一手，相當主要的是我給操作出來的現象。上海北河盟等于我參與了，實際上是說它獲得影響我參與了。而我們在早期這幾年，因為我們很長時間甚至到現在，我們多帶有革命者的色彩。在攝影的文化中，我們總是提倡一種新的觀念，甚至為了觀念我們要制造潮流。但是這個時候，有時候我們會矯枉過正，因為我們需要材料，生活變成我們的材料。
這個實際上在當代的歷史敘事上，比如我也對北河盟制造它的影響也起了作用。我們需要這個東西，我們用這套東西來抵制特無聊的東西。這時候我們就老說，真正的歷史有意思的應該是比如說陜西群體啊、北河盟啊，其實我們這些，現在是應該檢討的。歷史也終于越來越明白了，我們其實都矯枉過正了。
“我說挺棒的呀。你們干脆到北京再辦一個展覽。”
北河盟真正的組織者是王耀東和尤澤宏這兩個人，尤澤宏父母是上海人，在北京工作。顧錚也是，顧錚的父母也在北京。那年他們自己在咖啡館辦了以后，尤澤宏和顧錚兩個人到了北京，都要來到北京探親，看自己的父母。
我印象中我忘記怎么回事了他們兩個到我們家了，就說這些事。他們說，我們在上海，我們怎么樣。你也不認識，他就敲門進來了，我們是誰誰。后來就聊，我就聽，我說挺棒的呀。那個時候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制造現象了，正是那種比較深度的參與《現代攝影》這本雜志，我們實際上是有平臺的。那為什么不把這種現象宣傳出去，來抵抗那些東西呢。
所以當時我就說，我說那就這樣，你們干脆到北京再辦一個展覽。因為那時候凌飛剛剛在西城區工人俱樂部辦了一個叫80平米。他們倆說完，我說這樣，我們這兒有個80平米的空間，你們把展覽辦到這，然后《現代攝影》跟進。他們也找了李媚，我們跟李媚一拍即合，那就做北河盟。他們先在北京辦了一個80平米的展覽，在《現代攝影》上就很隆重推出來。所以現在一回憶80年代的歷史，往往很多事件都歸到《現代攝影》。因為《現代攝影》是一個唯一的，如果按我們社會過去一個準則，以發表定乾坤的話，《現代攝影》是唯一當時的平臺。1986年的時候，我還做過一本《青年攝影》，《青年攝影》我只做了兩期，杭州那邊邀請我做主編，做過兩期。他們就接手，就跟我沒關系了。
由于我1988年之后告別攝影圈，我就不參與它這個事了，而李媚一路走來，所以很長時間的歷史敘事以李媚他們的《現代攝影》這幫人為主。

“90年代是一個成熟期，紀實攝影這些東西慢慢的往那邊轉了。”
《大師》：80年代后90年代了，當時中國的……
鮑昆：90年代我不在場，我只是看，我沒有參與。
《大師》：你怎么看？
鮑昆：90年代是一個成熟期，紀實攝影這些東西慢慢的往那邊轉了。萌芽的狀態，比較好了。
《大師》：怎么會由80年代的沙龍攝影慢慢的轉到90年帶的紀實攝影？
鮑昆：沒轉，沒有轉。后來就分開了，官方那邊基本就是那條路。而那條路是很主流的，全中國80%照相的攝影的都是走那條路。90%、95%、98%剩下的若干開始要走這個。但是走這個實際上背后也有另外的企圖，也不是那么單純。他們也有他們的企圖。尤其在2000年以后，短暫的一段，2000年之后，實際上是想賣照片。紀實攝影跟賣照片有關系，跟市場有關系，好多人又不知道了。實際上它帶有市場驅動的，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被西方的圖片機構能代理。而西方機構不會接受形式主義唯美的東西，人家要的是你的中國現實的東西。所以很多人轉向是跟這個有關，而不是說出于對生活有真感觸，也不是這么回事，非常復雜的事情。
《大師》：到2009年，30多年過去了，你們當時想要過要再聚一下嗎？
鮑昆：不可能了，因為人的變化很大。有的人停留在那個時代了，比如王志平吧，他的特點特別明顯。1986年底他就走了，現在我們見他，永遠有一種感覺，他現在還停在那個時代，沒有動，因為他突然跟這個文化斷裂了，目前在海外他所有的時鐘都停在那點。聚會老有，像伯宏也有很多想法，去年在映畫廊做過一個四月影會紀念展，他們非得讓我來，我躲開了。我說伯宏你來做策展吧，我來輔助。但是四月影會這個圈里太復雜了，歲數都很大了，七老八十了。

鮑昆攝影作品 鄉路上 攝于1981年10月北京十渡

“圖片也是一種公器。攝影就是一個新型的，現代性的話語工具。”
《大師》：從一開始對攝影愛好，到這么多年一直在行業里面，哪怕你在旁邊觀看，可是你還是離不開攝影，攝影這么多年來對你來說是什么？
鮑昆：攝影，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這個觀點是我在這些年極力宣傳一點觀點，不要把攝影只看作是一門藝術。攝影是有藝術的屬性，但攝影不能，你不能把攝影只理解為一個藝術，這個從80年代我就反對。到現在越來越堅定，因為攝影就是和紙筆一樣的一個我們說話的工具。你要是這樣來理解攝影，攝影就會在未來的歷史中發揮特別巨大的作用。實際上只是我們中國出現了只把攝影看作是藝術，實際上全世界，人類的現代史，攝影術發明以后，對人類的歷史進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在信息傳播等等方面，非常大。圖片也是一種公器，為社會的公正。但是你把攝影要理解為只是一門藝術的時候，它這些作用都沒有了。讓所有拿著相機的人全去跟吸毒一樣不務正業了，去自慰、自娛自樂。實際上照相機反而變成了阻斷你和社會進行聯系的工具，我想做的工作就是讓這個照相機和每個使用他的人和社會之間，更多地嫁接起關系來。
《大師》：這也是攝影的價值所在嗎？
鮑昆：這個媒介的價值所在，它就是一個新型的，現代性的話語工具。
“批評業內應該維護正確理念，倡導一種良性健康的聲音。”
《大師》：現在你不僅做攝影，你也做攝影評論家。您覺得一個攝影評論應該在整個業內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了？
鮑昆：批評在業內，它應該算是維護正確理念，倡導一種良性健康的聲音，它就起到這個作用。
《大師》：現在有什么弊病沒有？
鮑昆：太多了。比如說我們剛才說唯美的形式主義的東西，這個余毒并沒有消除。所有的初級發燒友都是這套，官方也提倡這套。官方的生存靠這個，現在面臨一個新的大的威脅，就是市場化的威脅。市場我們也歡迎，但市場是做什么樣的市場，因為這些年由于市場是西方人啟動的，買家主要是西方人，所以它會帶來一系列新殖民主義的問題，所以我們很多紀實攝影早期出來的時候，有很多人都會投合西方的胃口拍什么東西。賣的中國的形象，對于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是有問題的。
現在這方面的影響倒不大，因為信息的通暢以至于讓一半的西方人，有文化的西方人知道中國怎么回事了，所以這種東西意義不大。但是現在問題是，很多西方的商人，他們的口味非常有問題。他們所以在控制市場，是無形中控制，并不是說它主動要求控制的。因為它是最主要的買家，造成我們很多的攝影人，現在應該叫藝術家，這一塊應該屬于藝術影像這類的，他們全部都會做這些非常不現實的東西，這個很討厭。

“沙龍把媒介最后變成觀賞性的，玩樂性的東西，切斷了和生活的關系。”
年輕的攝影人中，出現了一種新沙龍主義，新形式主義特別討厭的。我看這幫小孩，假裝自己特深刻，特藝術，特哲學。拍自己，拍裸體，拍自己身體。其實這東西是在西方過時了多少年的東西，在我們這剛時髦。為什么說它是一種新沙龍，其實沙龍的東西它切斷了生活，它把媒介最后變成了一種觀賞性的，玩樂性的東西，它切斷了這種它和生活同步的關系。而這些小孩們玩的這套走的這條路子，只是說他看不起過去舊的老家伙玩的風景，他現在玩的都是這套。
其實你看最終它這個東西跟生活沒關系，一跟他們交流，這些小孩就說跟我自己有關系，我自己難道不是世界嗎。這不都是廢話嗎，你表面聽這種話，在80年代特別前衛。我要發現自己，因為那是剛從群體的專制主義時代走出來，那時強調個人價值，我當然推崇你了。今天我們現在面臨更新的，而恰恰這種集權利用這種極端個人化來維護他統治的時候，你再跟我來這套，我就不高興了，我就覺得你的思想應該還有更多公共的社會價值。

鮑昆攝影作品 月光下的橋 攝于1981年10月北京十渡

“紙和筆可以寫情書、寫頌詞、寫追悼文章，攝影照相機是一樣的。”
《大師》：如果給攝影或者是給相機，它要與生活結合，會不會給他太沉重的負擔了？
鮑昆：我們并不要求所有人都這樣，但是希望大家有這個意識，大家應該有這個意識。并沒有說，你必須要這樣，因為紙和筆這東西是包羅萬象的，它可以寫情書，可以寫頌詞，可以寫追悼文章，攝影照相機是一樣的，也就是這些功能。你說它有娛樂功能，你平常自己玩玩，但是我們不希望把社會主導成一種娛樂化傾向，我們抵制社會娛樂化傾向。因為娛樂化背后，它是集權的不公正的最好的障眼法。它是一種毒藥，因為我們社會太需要一些公正的價值，我們希望這些年輕人，你們拿著照相機的時候，娛樂自己的時候，還有一層意識，你應該做些什么，為未來的公民社會做一些貢獻。
你真的到國外一看，國外有很大的問題。國外的知識界、思想界也是批判這個東西，都是因為我們社會是一個非常幼稚化的社會。一群農民剛現代化，什么也不懂，對外面聽風就是雨。
“真正好的攝影每天都在網站出現。這些人并沒有以攝影家自居。”
《大師》：你覺得現在是中國攝影最好的時代嗎？
鮑昆：不是。在2000年初前半期紀實攝影多的時候還好一點，但是近年來特別糟糕。這個怎么講，實際上攝影這個媒介你要真的把它作為獨立行當來說，它已經是非常過時的一個東西了。在現代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政治團體是很重要的。它需要結合起來發出不同的聲音，制衡各種力量。但是今天進入到網絡數字化時代的時候，非常可悲的是數字化替我們解決了很多民主公正的問題。我們實現自己的聲音和思想的傳達東西，已經不必靠團體，我們其實可以很自由在網絡上發布出來。如果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從網絡上呈現出來的攝影，攝影今天是很牛逼的，很棒。我們一天到晚看到，哪兒發生一些事件經過微博、經過博客已經都出來了。這樣再看，靠攝影雜志這些就是很可笑的東西了。
今天我們要深刻認識到今日之世界，你是不能離開互聯網背景來談論。從互聯網角度上看，攝影很棒。但是你要從攝影這個行當，它的江湖，它的行會就是很落后的一個東西，很滯后的一個現象，而且充滿了問題，充滿了一些投機取巧之徒在這扯淡。真正好的攝影和生活，每天在互聯網，各種各樣的網站都在出現。但這些人并沒有以自己是攝影家自稱，他們實際上非常真實地、直率地利用攝影這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