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給未來的文化記憶

Happiness Index，這個英文詞組翻譯成中文就叫--幸福指數。這個詞匯出現在人類語言中大約只有三十余年，也就是說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人們的苦樂是沒有細化甚至是量化的標準的。現代以來，人類的思想知識從早期樸素的學說變成了嚴密的學問，社會科學誕生。社會科學隨著現代性的深入越來越分類精細，數學的統計計量開始進入這個領域。幸福指數，應該就是這個結果。幸福指數具體的描述是什么？美國的經濟學家P·薩繆爾森提出了一個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數。效用，在這里指的是實現；欲望，則是人們對于生存中的各種期待，包括物質的、精神和政治的。兩個相比指標都是一個動態的變量指標。也就是說，幸福指數不是一個恒定的不變的常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條件，都會有不同的幸福指數。我們不能用今天社會的物質條件來揣度古代人的幸福指數；同理，我們不能用當下中國人的物質觀來判斷美國人的當下幸福指數。幸福指數還是一個非常主觀化的指標，帶有很強的觀念性。即使在相同的環境條件下，每個人的幸福指數也是因人而異的，因為每個人對自己幸福的期待完全不同。所以，一個社會的幸福指數只能是這個社會的所有人的加權平均值，而不代表個體的獨特期待。

由于幸福指數的條件性，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幸福指數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幸福指數在當下信息全球化的條件下，往往成為各種權力博弈的策略和理由，并且引發最終的暴力政治。政治集團往往用輸出價值觀的方式來策略性地對欲征服的對象進行控制，造成對象內部的矛盾尖銳化，然后再用其它政治手段取而代之。所以，在今天的世界現實中，用幸福指數這一概念來解讀今日世界的眾多糾紛沖突，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必要的角度。

幸福指數不僅僅是一個可以計量的數字概念，其后的文化性質才是這個指數的根本條件。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之前，人類的文明在世界的各個區域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地緣條件發展的。不同的地緣條件決定不同的生產方式，而不同的生產方式會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統。系統內部結構性的比對性，才是幸福指數的基礎。中國人的幸福觀在漫長的古代，有著自己完全不同于現代的幸福觀。中國是一個農耕的文明，在歷史上她和世界處于長期的隔絕狀態，西邊的高原大漠和東邊的海洋阻礙了她與其他文化的沖突，季風型的氣候，決定了這塊土地是農業生產方式最好的區域。優越的農耕條件，又造成了以家庭作為生產單位的小農型生產經濟關系。自有文字記載的殷商時代以來，"井田"、"阡陌"的描述就深刻地描述了中國古代的基本社會生產格局。所以，"土地"、"農民"，在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意義是和其他文化完全不同的。有學者稱，中國的歷史是一個超穩定的結構。這個定義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是為什么會是"超穩定"？原因在哪里？卻鮮少有人深刻地剖析。其實真正的原因在于小農型的自耕經濟。中國歷史上的穩定與動亂，都不同于其他地域的諸般原因，比如宗教、貿易等。古代中國歷史上的動亂都和土地有著直接的關系，幾百年一次的周期性改朝換代，除了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之外，都是由于土地兼并與重大自然災害造成大的農業生產災難有關。而每一次的改朝換代，并未真正的改變小自耕農經濟，只是將一段時間積累的土地矛盾重新調整平衡，再次恢復穩定的農業生產狀態而已。每一個新朝代統治者的"讓步政策"就是這種調整的具體政治結果。

小富即安，是中國小農經濟文化的主要特征。在隔絕于世界的農業環境中，小自耕農的視野是有限的，農耕的生產方式也將他們牢牢地拴在自有的土地上。他們的眼前是開春時必須耕耘的土地，是暑夏時必須料理的莊稼，以及秋天黃澄澄的象征富足的收獲。沒有不得已的遷徙，守在自家的土地上生兒育女，是中國人本來最大的幸福愿望。中國人對世界尺度的理解并不大，而且多數人的眼界僅在自己居家的區域之內。所以，中國人是最不具侵略意識的民族，因為用不著，家鄉可以給他一切的幸福期待。痛苦當然有，是鄰家的耕耘侵犯了別家的地界與鄰家的男人偷了別家的老婆，鄰里的糾紛和土豪的掠奪剝削是小自耕農最大的政治問題。小自耕農的生產規模導致農民家庭力量的基本均衡，結果任何的糾紛都需要第三方強權的干涉才能解決。于是中國產生了最早的官僚體制，也因此產生了深深鑲嵌在中國人思維方式中的官本位文化。泱泱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超級穩定的。在這塊土地上的主體--農民，千百年來以腳下的黃土安身立命，并被黃土和種植的莊稼塑造了獨特的文化人格。他們本分、勤勞，小富即安，也怯懦、畏懼和狡黠。他們有在此之上的快樂幸福觀，也有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的苦難和憂傷。他們一代代重復的都是相同的故事，而且從未間斷。是黃土保佑了他們，即使無數次北方沖來的金戈鐵馬也無法動搖這黃土的文化。他們必將被這源于土地的文化所吞噬，成為融入這個文化的新的成分。

從十九世紀開始，相對平靜的中國文明開始被來自海洋的資本主義堅船利炮打破，從此中國被綁架進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中，那些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再不存在。兩百多年來，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慘烈的歷史，在資本主義的裹挾和包圍中，內憂外患一直是這個古老民族無法擺脫的宿命。

今天的中國，在急進的現代化浪潮中，以農耕生產方式為主體的華夏文化，正在被資本主義創造的機器、電子，以及數碼技術肢解和替換，連華夏文化的濫觴之地黃河流域也概莫能外。曾經的強大和穩定已經可以看到終點，因為這次來改變的力量過于強大。這個力量是一個新的時代，將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生存致富的方式。一切都在可預見的未來改變，那些從農耕土地上生發出來表情、服飾，以及喜怒哀樂的文化都會成為昨天的故事。

來自中國農耕文化腹地河南開封的影像藝術家李克君，對中國農民有著深刻的理解。他最近的影像藝術作品《鄉親們》，用樸拙幽默的中國傳統年畫風格影像，向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塊土地及其文化，致以了深情的敬意。近年來，攝影在中國大普及，記錄農村生活的攝影汗牛充棟。多數的攝影人，游走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以快照式的紀實性的攝影捕捉農村生活，但是太多人將鏡頭的興趣投射在鄉村生活的婚喪嫁娶和年節的社火燈會，營造了一種似乎真實卻又并非真實的鄉村生活氣氛，將本來是"日子"的生活戲劇化。戲劇化的攝影表現，給人以表演的感覺，好像農民總是生活在大喜大悲的情節中。它抽離和遮蔽了土地與農民的關聯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丑陋了中國農民人格中美好的一面。李克君則不同。他以中國傳統民俗娛樂中的"大頭娃娃"的形象，利用后期處理來改變攝影影像中的農民形象。當然，這種處理也是戲劇性的，但是李克君巧妙地將這些可愛和略帶滑稽的"大頭娃娃"，"放置"在充滿鄉村空間感的土地之上。"大頭娃娃"在歷史生活中的符號性，讓李克君所拍攝的這些農民獲得更為加強和鮮明的文化品格。李克君在人物神態的把握上，揚棄了悲傷，選擇了快樂，將中國農民樂天知命的性格藝術地再現，讓歷史成為人性的故事。他們行走在鄉間路上，聚會在院內村頭，給人以歌頌陽光，滿足生活的感覺。中國傳統農耕生活中農民的幸福被李克君創造的影像"指數"化了。

在李克君刻意地幸福化的這些農村鄉親的影像藝術中，表象后面的其實是悲傷和抗議。因為這些來自土地的幸福感覺注定是要與我們遠去的。這些"大頭娃娃"們，將會獲得新的幸福指數，只是新的幸福已非過去的幸福，而且相伴這些幸福的是巨大的代價。土地的污染和城市化，人際關系的重新界定，鄰里關系的疏離，一切都不再溫情脈脈。不會再有鄉親們之間的合作與協助，算計分明的金錢利益和權力將成為協調社會人們關系的新準則。源自上萬年農耕的文化關系一定會走入歷史，而且絕對一去不復返。李克君這些大頭娃娃們，將會成為我們未來的記憶，就像史籍中的一個段落，成為一個靜態的想象。他們會永遠提示我們的后代，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和文化，他們曾經這樣存在，他們是中國人身份的來由。

所以，李克君的《鄉親們》是留給未來的文化記憶。

策展人：鮑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