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驢隊來到奉先畤》
我批評楊爭光,其實并不只是針對他一個人,而是就當下整體文學狀況而言的。就如應警惕中國經濟走入“中等收入瓶頸”一樣,當代文學也應警惕陷入“中等水平瓶頸”。這些年中國的小說確實進步很快,距離世界級文學水準貌似已近在咫尺了,然而卻咫尺天涯。
讀罷楊爭光的新作《驢隊來到奉先畤》,立刻聯想到兩篇類似的小說,一篇是奧康納的《好人難尋》,一篇是海明威的《殺人者》。而聯想的結果,是對楊爭光的失望。我知道《驢隊來到奉先畤》在評論界贏得了不少掌聲。平心而論,《驢隊來到奉先畤》也確實不失為一篇佳作,但那是以普通作家的水準來衡量的;而以對一個優秀作家的閱讀期待來看這篇作品,其缺失與不足之處就顯而易見了。 與《好人難尋》和《殺人者》的小說“母題”一樣,《驢隊來到奉先畤》寫的也是“人”與“匪”的相遇。按現代小說理論的說法,小說人物即他所承擔的話語系統。人變匪,匪變人,在于他說的是“人話”還是“匪話”,“人話”遵從日常生活的邏輯,“匪話”依照的是黑道規矩。“匪話”比匪本身更可怕——《殺人者》里“發現了罪惡”的尼克,就是教歹徒的“匪話”給嚇壞了——所以奉先畤的村長趙天樂最怕九娃講“匪話”,他總在試圖把九娃的“匪話”引回到“人話”上來,結果被一槍打飛了臉……同樣,《好人難尋》里的老奶奶也想用上帝的話來改變“匪話”,結果挨了三槍……“匪話”作為一種特殊的話語能指,確實比九娃們手里的那一桿土槍幾把破刀更可怕。其實,“匪話”是由“人”和“匪”共同想象建構起來的,《殺人者》里“匪話”的資源是電影和報紙,《驢隊來到奉先畤》的“匪話”則源自誤殺任老四后的突發奇想。“匪話”的威懾力首先是讓人承認他們是不同于“人”的“匪”,從而強迫人按“匪”的邏輯思考問題。“奉先畤”的人承認了九娃們“匪”的身份,沒有看出這只是一伙流民,只是扮成了李逵的“李鬼”,于是便屈從了有關“匪話”的想象,于是無邊的恐懼籠罩了“奉先畤”…… 其實“匪”原本也是“人”,為什么變成了“匪”呢?用《好人難尋》里的話說是:“耶穌把一切都攪得亂七八糟……”用《驢隊來到奉先畤》里的話說,是“老天不公,人就要出手”……然而,現實本來就是不公平的,人難道就都要變成“匪”?楊爭光在小說里巧妙地引進了一個“蝗蟲理論”:“螞蚱嘛,能跳幾下飛一截兒,膽子也不大嘛,不聚群嘛,咋就成了蝗群呢?……蝗蟲的后腿有個部位不能碰,一碰就會受刺激,一受到刺激就會改變習性,就喜歡聚群了,不但聚群還要集體遷飛,一飛可以三天三夜不落地,一落地就是災。”——螞蚱被碰了后腿,成了恐怖的蝗群;吳思成和九娃們被蝗群碰了后腿(陷入饑荒),變成了土匪;奉天法祖禮樂治村的“奉先畤”人被土匪碰了后腿(“籌女人”),竟也壯起膽子殺了土匪……這便是聯接起小說故事線索的基本邏輯關系。就故事本身而言,貌似也和《好人難尋》和《殺人者》一樣,很完整很有機很有感染力。然而一篇好小說真的就等于是講一個好的故事嗎?錯。只有當這個故事是穿越了靈魂的,是可以作為人類心靈的能指時,講這個故事的小說才是真正的好小說。 同樣是“人”遭遇“匪”的故事“母題”,同樣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孤助無援坐以待斃的恐怖情境,《殺人者》講的是“發現罪惡”,《好人難尋》講的是“原罪”,而《驢隊來到奉先畤》揭示的是“國民性”。但《殺人者》并沒有僅僅停留在“發現罪惡”上,尼克只是個穿針引線式的人物,小說真正的主角是奧勒•安德生,一個敢于正視命運的悲劇英雄。《好人難尋》更沒有只是展示血淋淋的“原罪”,小說的深層主題其實更偏重“救贖”。在這個“好人難尋”的世界上,那個嘮叨煩人的老奶奶,和殺人不眨眼的“不合時宜的人”同樣都是有罪的,只不過一個是有“罪證”的,而另一個沒有,但在殺與被殺的那一刻,卻都尋得了救贖的希望。相反《驢隊來到奉先畤》所展示的卻不是個人意義上的內心和靈魂,而是群體的人,是“烏合之眾”式的群眾心理。楊爭光把他們放進了一個雖充滿文化隱喻,卻抽離了具體歷史語境的故事內,就像放進了行為心理學實驗室里的一群小白鼠——恐懼測試的結果自然是“蝗蟲理論”。小說寫的只是本能層面上的人,是行為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里的人,而不是靈魂層面上的人。唯一的一個芽子,也不過是“羊脂球”的中國版,未脫“永恒之女性,領導我們走”的浪漫想象。我并不主張在這樣的小說中加入那種偽飾而濫俗的溫情,比如說,多寫幾個芽子……但我認為一個優秀的作家應具有超越于故事之上的視角和關懷,不僅懂“人話”和“匪話”,更要懂得靈魂的聲音。也許有人會說,中國文化中缺少西方的基督教語境。那我就再舉一個中國作家的例子——曹禺的《原野》:當仇虎按照“父債子償”的邏輯殺了無辜的焦大星后,因良心的折磨,從現實中的“地獄”,墮入了心靈的地獄……這就超越了普通的“復仇故事”而進入了更高層面的靈魂敘事…… 我批評楊爭光,其實并不只是針對他一個人,而是就當下整體文學狀況而言的。就如應警惕中國經濟走入“中等收入瓶頸”一樣,當代文學也應警惕陷入“中等水平瓶頸”。這些年中國的小說確實進步很快,距離世界級文學水準貌似已近在咫尺了,然而卻咫尺天涯。 本文發表于《小說選2012年2 |